卷四 学与教（二）
雪中的零
每颗星有自己独有的一切，星际再也没有类似的世界。
——叶甫国申柯
这出悲剧是在一个寒风彻骨的2月早晨开始的。我开车到学校去，跟在密尔福地区巴士后头。它忽然在一家没生意做的旅馆前煞车停下来，就像每个下雪的早晨一样。而我却被这意外的停车搞昏了头。一个男孩踉跄下了巴士，摇晃了一下，步履蹒跚的他跌倒在街道镶边石的雪上。巴士司机和我同时赶到了他身旁。他苍白的脸比雪还白。
“他死了。”司机喃喃自语。
我一分钟也不耽搁。我很快地看了一下从巴士上往下看的受惊的年轻脸庞一眼。
“找医生！快！我会从旅馆里打电话出去。”
“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他死了。”司机往下看着一动也不动的男孩。“他说他不舒服，‘我很抱歉，我必须在这旅馆下车。’就这样。他又客气又谦虚。”
当这个消息传开时，暄哗的校园忽然失去了声音。我从好几群女孩子旁经过。
“他是谁？是谁死在往学校的路上？”我听到她们其中一个轻声低语。
“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密尔福地区的孩子。”她回答道。
在教职员室和校长办公室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希望你去通知他的父母，”校长告诉我，“他们没有电话。总之，一定要有学校的人亲自去通知他们。我会代你的课。”
“为什么是我？”我问，“你去不是比较合适吗？”
“我不认识这个男孩，”校长条理分明地说，“而且在去年二年级学生的个人表格中，我注意到你是他最喜欢的老师。”
我在风雪中行驶，沿着颠簸的峡谷小路到伊凡斯区，一路想着这个男孩，克里夫·伊凡斯。我是他最喜欢的老师？！那么，为什么两年内他对我说不到两句话呢？我可以用我心里的眼睛记得，他在我下午的文学课中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他独来独往。
“克里夫·伊凡斯，”我对自己咕哝着，“一个从不笑的孩子。我从没看见他笑过一次。”
这大农场的厨房既干净又温暖，我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个消息。伊凡斯太太慌乱地拿了把椅子过来：“他从没说他哪儿不舒服。”
他的继父鄙夷地说：“从我搬到这儿来之后，他就什么话也没说。”
伊凡斯太太起身，把一只平底锅推进炉子后面，开始解开围裙。
“撑着点，”她的丈夫吼着，“在我到镇里去前我得吃早餐，反正现在做什么也干事无补。如果克里夫没这么蠢，他会告诉我们他不舒服。”
学校下课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我面前的各种记录发呆。我即将要封存这个男孩的档案，并在学校报纸上写下他死亡的新闻。几乎空白的稿纸似乎在嘲笑我的努力。
“克里夫·伊凡斯，白人，并没有受到继父合理的养育，有5个兄弟和姊妹。”简略的数据和全是D的成绩单是这些记录提供的所有内容。
克里夫·伊凡斯静静地走进学校大门，在傍晚又静静地离开，全部的事实就在这里。他从未参加社团，从没加入任何团队游戏，从没到办公室来过。直到目前，我还没听到他做任何一件有趣的、顽皮吵闹的事情，没有人注意过他。
你怎么能将一个男孩归于零呢？但学校的记录多半给我这样的答案。一、二年级老师下的批注写着：“可爱、害羞的孩子；胆小但热心。”然后三年级老师的笔记就对他展开了攻击。有个老师以工整笔迹写道：“克里夫不讲话、不合作，学得很慢。”另一个书呆刑的老师则写——“笨”、“弱智”、“低智商”。他们都对。这男孩的智商到九年级只有83。但在三年级时却是106。一直到七年级分数才低于100以下。即使是胆小、可爱的小孩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毁了他需要时间。
我用力地打字，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报告，指出教育如何对待克里夫·伊凡斯。我把一份报告重重地摔在校长的桌上，另一份放进令人哀伤的档案柜里，重重地关起档案柜，并在离开办公室大力甩上门。但我并没觉得好过些。有个小男孩仍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个面容憔悴、穿着旧牛仔裤、单薄的男孩，他睁着大眼睛寻找了很久，终归寂灭。
我可以想象有多少次他被团体排斥，有多少孩子以窃窃私语将他排除。我可以看见那些脸庞，听到那些一再倾泻的声音，“你是笨蛋。你是笨蛋。你什么都不是，克里夫·伊凡斯。”
孩子是易于相信别人的动物，克里夫无疑地相信他们。忽然间我明白了：当克里夫·伊凡斯到最后己一无所有，他就跌在雪地中，离开这世界。医生们可能会把“心脏衰竭”列为死因，但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作者佚名）
一次简短的接触
爱是造物的最终法则，而不管自然的爪牙染满了血。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我的朋友查理自己走了进来，关上了后门。他巡视了我的冰箱，拿出一罐百威啤酒，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我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他的面容让人震惊，像鬼或面对死亡的人一样。他的眼睛镶着黑眼圈，他的头摇来晃去，好像他在跟内心的声音对话一样。最后他一口气喝干啤酒，才将眼睛正视我。
我告诉他，他看来糟透了。他承认，也补充说，他感觉比我说的更糟、更震撼。然后，他把他不平常的故事告诉我。
查理是地方高中的美术老师。他担任那个职位多年，并备受学生爱戴，使同事们都心生羡慕。在这特别的一天似乎有从前的学生来拜访他，在离校四五年后回来，展示她的婚礼戒指、新生的婴儿和她的锦绣前程。
查理停了下来，喝了啤酒。就是这样的，我想，他面对了他自己的死亡。做老师的最能感到时光飞逝，才一眨眼功夫，昨天一个女孩，今天已经是一个母亲。
“不，不是这样，真的。”查理告诉我，“不是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也不是看到鬼。”那是一堂课，他解释道，有关谦逊问题。
来访的人叫安杰拉，早先曾上过5年艺术课程。查理记得她是个安静、单纯的女孩，不爱说话，但总是对友善的提议报以害羞的微笑。
现在她是个有自信心的年轻女子，一个母亲，她已经会挑起话头而不只是回答问题。她胸有成竹地来看她从前的美术老师。在礼貌性的问候后就开始进入主题。
“当我念高中时，”她解释道，“我的继父强暴了我。他打我，晚上还到我床上来。很恐怖，我深深地受到侮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
“后来，在我念初中时，我的父母在周末出去度假，第一次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计划要自杀。”
“他们在星期四晚上离开，所以整个晚上我都在准备。我做了家庭作业，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妈，收拾好我的所有物品。我买了一卷宽胶带，花了一个小时把外面的门和停车间的窗子从里头封起来。我把钥匙放在我妈车上的内燃机中，把我的玩具熊放在乘客的座位上，然后就上床睡觉。
“我的计划是——照往常一样，星期五到学校去，一样搭巴士回家。我会留在家里等父母的电话，和他们讲话，然后到停车间去点燃引擎。我希望直到星期天下午我父母回家前没人发现我。我宁愿死也要自由。”
安杰拉执行着她的计划，直到第八堂课，查理——她的艺术老师，坐在她隔壁的位子上，看了看她的作品，把一只手臂绕着她的肩。他和她说了些话，倾听她的回答，并轻轻地捏了捏她，又到别的同学那儿去了。
安杰拉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回家，给她的母亲写了第二封迥然不同的信。她把停车间的胶带移开，并把她的玩具熊和其它所有物品打包好。然后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那人立刻来了。她离开了父母的家，再也不回头。她再度生气蓬勃并把它归功于查理。
故事接近了尾声，查理和我聊着有关学校警告老师别碰学生的事，在学校里发展社交只是浪费时间的说法。也有些学生有时会排斥这样的对待，多少次，我们怀疑，我们在学生需要时轻轻拍过他们吗？我们沉默地坐着，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故事的震撼力和复杂度。这样的对待，在学校、教堂甚至购物中心中都会发生几千次，没什么特别的。像查理这样的成人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这么做。
查理提出了他的解释。安杰拉在上艺术课时已下了决心，如果一个老师都能友善地关心她，有时间停在她身边，和她接触，看着她和倾听她，那么一定有其它人会关心她。
当我摩擦我的手驱走寒冷时，查理把头枕在手上。他看着我，继续说着他新的一课——谦逊。
“南希，”他非常安详、非常坚决地说：“让我觉得最自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这个事件！”
多年过去了，她回来告诉他，都是他救了她的命。
（南希·摩尔曼）
哈蒂小姐
人生中最神秘的相遇是在有人认出我们和我们的能力，点亮我们最高潜能的电路时。
——鲁斯提·柏卡斯
我一出生就是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我想象力错乱的情况被称为“难语症”。得了难语证的孩子学单字学得很快，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理解方式和常人不同。我感觉到我的世界多彩多姿，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单字”，并引申出了相当多奇特的字汇，使得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能力相当乐观。让我害怕的是，我在一年级时就发现字母比单字显得重要。难语症的小孩把字母前后颠倒，没法像别人一样照正常方式排列它们。所以我的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习有困难”。
她把她的观察写下来在暑假前交给了我的二年级教师，以使她在我上课前能够想出针对我的特别教法。我上了二年级，可以知道数学问题的答案，却对得到答案的繁复过程无能为力，而我也发现，繁复的过程比答案重要。这时我对学习过程感到完全无助，变成一个说话结巴的人。因为无法直截了当地说话，无法完成一般的数学题目，也无法适当地拼出字母，我变成了一个祸星。我创造了在每堂课都须坐在最后一排的悲剧，离开老师的视线。万一被叫到了，我就含糊地回答：“我不——不——知——知道。”我的命运在此似乎被注定了。
我的三年级老师在我上三年级前就知道我不会说、不会写、不会读也不会做数学题，所以她对应付我毫不表示乐观。我发现装病可以作为让我顺利毕业的武器。这使我可以把时间花在校医务室那边，而不必待在最后一排；也可以找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理由留在家中或被送回家，我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就是如此的悲剧。
到了五年级我的命运改变了，上天把我放在严师哈蒂小姐的监管之下——她是美国西部最严格的小学老师。她曾经徒步翻越过落基山脉；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对我来说就像熊熊的火焰。她用她的双臂拥着我，说：“他不是学习有困难，他只是与众不同。”
现在人们看待与众不同的孩子的潜能比从前把他们当笨蛋看乐观得多。她说：“我跟你妈谈过，她说当她念东西给你听时，你记住的是图像化的东西。你只是再被要求去组合文字和片断。叫你大声念东西似乎也成问题，所以如果我在课堂上叫你读课文前，我会先让你知道，那么你前一天在家时就可以预习它，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其它孩子面前朗诵出来。你妈还说只要你看过一些东西，你就可以深刻了解并谈论它，但当她要你逐字读它或写下来时，你就会面对字母不知所措、不知所云。所以，当我要其它孩子朗诵和填写卷子时，你可以回家，减轻你的压力，用你自己的时间做它，第二天再把它带回来给我。”
她也说：“我注意到你对表达自己的思想会犹豫、恐惧，而我相信每个人的意见都值得参考。我看清楚这件事，而我不确定会成功，但它可能帮得上忙，有个人名叫戴莫斯·席恩斯——你可以念出戴莫斯·席恩斯吗？”
“戴——戴——戴……”
她说：“很好，你会做到的，他有一条难以驾驭的舌头，所以他把石头放在嘴里，不断练习，直到他能控制。因而我拿了一些弹珠，它大到你吞不下去，我已经洗过了。从现在起，每当我叫你来时，我要你把它们放在嘴里，忍耐着说出话来，直到我能听见和了解你说的话。”在她坚定的信任和对我的理解支持下，我知难而进，驯服了我的舌头，终于能够说话了。
第二年我上了六年级，很高兴又是哈蒂小姐当导师。我有幸在她的指导下受益两年的时间。
多年来我一直和哈蒂小姐保持联系，而几年前得知她罹患了晚期癌症。我虽在千里之外，但不假思索地马上买了机票，排（至少是比喻上的）在几百个她的特殊学生之后——这些人也一直跟她保持联络，并已为重新开始他们的联系而展开一趟“朝圣”之旅，希望在她人生的最后阶段把他们的情感带给她。这群人是非常有趣的组合——3个美国参议员、12个州议员和一群各公司的高级行政主管。
有趣的是，在数据表中，我们发现我们之中3／4的人在进入五年级时都被学校教育吓住了，相信我们脑袋有问题，被命运和幸运摒弃。而当我们接触哈蒂后，她使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卓越不凡，也有影响力，如果我们尝试的话，我们有能力创造迥然不同的人生。
（史蒂芬·葛林）
改变一生的礼物
最美的作品出自最坚硬最难对付的形式——
——戈蒂耶
泰迪·史托拉德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学校最不感兴趣的人之一：“脏兮兮、皱巴巴的衣服；从来没梳过的头发；没有表情的脸；无神的、模糊的、失去焦点的眼神。每次汤普森小姐和泰迪说话时。他总是以“是”或“不是”冷淡地回答。没有吸引力、不求上进，而且孤僻，他是个完全不讨人喜欢的小孩。
即使他的老师说，她给同班同学的爱是一样的，但在内心里她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每当她在批改泰迪的卷子时，她会从打叉中得到某种不当的乐趣，而当她将他的卷于评为F时，她也总是毫不客气。她应该更详细了解：她有泰迪的求学记录，而她比她愿意承认的更该了解泰迪。记录上写着：
一年级：泰边表示愿意做作业并改善态度，但他家中境况很差。
二年级：泰迪可以做得更好些。他妈病得很重。他设法得到家人的帮助。
三年级：泰迪是个好孩子，但太拘谨了。他学得很慢，他母亲今年去世了。
四年级：泰迪学得很慢，但行为规矩。他的父亲毫无配合的兴趣。
圣诞节到了，汤普森班上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带来圣诞礼物堆在她的桌上，围着她等她拆开来看。其中一个礼物是泰迪·史托拉德送的。她为他送她礼物这件事感到很惊讶。泰迪的礼物用棕色的包装纸和苏格兰纹的带子包起来。纸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给汤普森小姐 泰迪敬上。”
她打开泰迪的礼物，掉出了一串俗气的人造钻石项链，有一半的人造钻石不见了，还有一瓶便宜的香水。
其它的同学对泰迪的礼物议论纷纷，但汤普森小姐至少意识到她必须立刻戴上项链，并把香水洒在手腕上使他们安静。她把袖子卷起来让其它同学闻，并说：“闻起来是不是很香？”孩子们接受老师的暗示，就懂得以“哦”和“嗯”来表示同意。
这天课程结束后，其它同学都走了，泰迪蹑手蹑脚地跟在后头。他慢慢走到她的桌子旁，轻声说：“汤普森小姐，汤普森小姐……你的味道和我妈好像，而她的项镂戴在你身上真的很漂亮。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礼物。”当泰迪离去时，汤普森小姐跪了下来，请求 神原谅她。
第二天，当孩子们到学校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老师。汤普森小姐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是老师了，她变作 神的经纪人。她现在是个把自己贡献给爱她的小孩，变成为靠她过日子的这些小孩保护人。她帮助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学习效果差的，尤其是泰迪·史托拉德。在这年结束时，泰迪已突飞猛进。他赶上了大部分的同学，甚至超过了一些人。
她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泰迪的消息了。但有一天，她接到了一封信：
亲爱的汤普森小姐：
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我即将在我们班上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
爱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又过了4年，另一封信来了：
亲爱的汤普森小姐：
他们刚告诉我，我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大学课程并不好念，但我很喜欢。
爱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再4年后：
亲爱的汤普森小姐：
现在，我成为泰迪·史托拉德医生了，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就在27日。我希望你能来，坐在我妈坐的位子上。你是我惟一的家人了，我爸去年已去世。
爱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汤普森小姐果然参加了婚礼，并坐在本该是泰迪母亲坐的位子上。她坐那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为泰迪做的事使他永生难忘。
（作者佚名）
（柏蒂·史诺威克和恰克·道吉提供）
当人们播种时
纱幕落了！——这一切我早就见过。
——但丁·迦百列·罗塞蒂
当我就读初中高年级时，有个八年级的小流氓一拳打在我的胃上。它不只伤害了我，使我深感愤怒，我也感觉到难以忍耐的困窘与屈辱，我想奋不顾身地以牙还牙！我打算第二天让他尝尝自行车铁链的滋味。
为了某些理由，我把我的计划告诉娜娜，我的祖母——这真是一个大错误。她对我演讲了一个钟头（女人还真能说话）。她的演说真是良药苦口，但我只模糊地记得她告诉我，我不需要让那个人烦扰我。
她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有礼貌地告诉她，我想对她来说这样做没错。我也告诉她，我一直在做好事，但我得到的回报却很“荒谬”（当时我没有用这个字眼。）然而她还是坚持她的立场。她说：“善报终有一天会来临，而你做得恶事有一天也会有恶报。”
过了30年，我才了解她话中的智慧。娜娜住在加州拉甘娜山庄的疗养院。每个星期二，我都会去看她，带她出去吃晚餐。我总会看到她穿戴整齐地坐在靠前门的椅子上。我清楚地记得她进疗养院之前的上一次聚餐。我们开车到附近一家家庭式小餐馆。我为娜娜点了一道蒸肉，并为自己点了汉堡包。食物送来后我就开始动口，而娜娜却没有吃。她只是盯着她盘子中的食物，我把盘子挪开，将她的盘子放在我面前，并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又把盘子放回她面前。当她很虚弱也很艰难地叉了一块肉放进嘴里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泪水很快地模糊了我的眼睛。40年前，当我是一个小男孩时，娜娜也总是把我盘子里的肉切成碎块，好让我吃下它。
40年过去了，但善有善报。娜娜是对的，我们收获的就是我们播种的东西。
“善行终会有所回馈。”
那个八年级的小流氓呢？
他到九年级还是小流氓。
（麦可·布戴尔）
给贝思一年级
老师的一封信
允许孩子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获得快乐，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
——塞缪乐·约翰逊
那天早晨，我并不认识站在我面前的您，但我的确注意到在我们走路时身体都挺得很直，并略带骄傲，这是因为我们的女儿正牵着我们的手。在那非比寻常的一天，我们感觉到的是骄傲而非忧虑，我们的女儿开始上一年级了。至少有一会儿，我们还曾打算放弃让孩子们进入这个被称作学校的机构，但是，当我们进入大楼时，您看到了我们。虽然我们的目光仅仅接触了短暂的一瞬，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女儿们的爱，对于她们的未来的憧憬以及对于她们的健康成长的关心，都已在我们的眼睛中涌现了出来。
您，她们的老师，在教室的门前遇到了我们。您作了自我介绍并把孩子们带到了她们的座位上。我和妻子与孩子们亲吻告别之后走出了教室。在去往停车场的路上以及在前往各自工作单位的路途中，我和妻相互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都陷入了对您的沉思。
老师，有太多的事儿我们都想跟您说，但却都没能说出口，所以这才写信给您。我要向您诉说的是那天早晨因为时间关系而未曾来得及告诉您的情况。
我希望您已经注意到了贝思的衣着，她的衣着使她看上去很漂亮。现在，我知道您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当父亲的偏爱，但贝思自己也同样认为她穿的那套衣服使她显得很好看，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您可知道为了要找到在那个特殊场合下使用的合适衣着，我们几乎在商店中寻找了整整一个礼拜。贝思不会向您表示，但我可以确信她一定希望您能知道那套衣服是她自己挑选的。因为，当它被打开时，贝思几乎在服装店的镜子前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当她试穿时，她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她的特殊礼服。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已经意识到了有一个词语，如果自您口中说出，将一定会使那套衣服变得愈发光彩夺目。
贝思的那双鞋子将会向您表明她自己以及她的家庭的许多情况。在您弥足珍贵的时间当中，那双鞋至少是值得您在其上注视片刻的。不错，那是一双配有一条皮带的蓝色鞋子，结实而制作优良，看上去并不时髦。您一定知道那种款式。您所不知道的是我们为了得到贝思所认为的所有的女孩都将穿的那种鞋而曾经进行了怎样的辩论。我们拒绝接受那种呈紫色、粉红色或橙色的塑料鞋。
贝思担心别的孩子也许会嘲笑她所穿的小孩鞋。最后，她终于试穿了那双结实的蓝鞋，并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她总是喜爱带鞋带的鞋。贝思是我们的长女，渴望能讨人喜爱。她自己就正像那双鞋——结实而可以信赖。如果您能提到那些鞋带的话，贝思一定会非常地爱惜它的。
我希望您能很快注意到贝思是怕羞的。当她和您逐步熟识之后，她也许会跟您说个不停，但您为此将不得不先向前迈出第一步。另外，请您一定不要把贝思的文静误解为是智商不高，她能够阅读很多您摆在她面前的少年读物。她学得非常自然，并整天在午睡的时候，晚问就寝的时候以及蜷缩着身子躺着的时候，伏在被窝中同她的母亲和我一起阅读她的故事读物。对于贝思来说，书籍是美好时光与热爱家庭的同义词。请不要把读书当作一种烦重的家务劳动来学习它，从而影响她对读书的热爱。贝思的整个生命都充满了我们用来给她灌输书籍与学习的欢乐。
您是否知道贝思和她的小朋友们为了给开学的第一天作准备而在整个夏天都在模仿上学。我应该把关于她的班级的情况告诉您。任何一个在她的班级的孩子每天都得写点什么。有些孩子说他们想不起来该写些什么，她都给予他们以鼓励。她还在他们拼写字母时帮助他们。有一天，她非常不安地来到我的身边，告诉我说您可能会对她失望的，因为她不知道该怎样去拼写“减去”这个词。但她现在已经会拼写这个词了，如果您现在去问她的话。这个夏天，她的模拟学校中充满了同学之间的帮助以及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师的温和声音。我非常希望她的幻想世界能够在您的教室里变成现实。
我知道您现在正在忙于每一个老师在新学年开始时都将面临的许多工作，所以我尽量使这封信写得简短一些。但是我的确想让您能够知道在开学的前一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把贝思的午餐装进了食品盒中，准备好她的书包和文具，放置好她的特定衣服和鞋子，阅读完一则故事。然后，我关了灯，亲了她一下，走出了她的卧室。突然，她又把我叫了进去，问我是否知道 神给人类写信并把信装进了人的思想。
我对她说我从未听说过那种事情，但又反问她，是否她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信。她说收到了，她说信中告诉她开学的第一天将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飞快拭掉了。我当时想：请让它成真吧。
那天夜里，我后来又发现了一张贝思给我的便条，上面写着：“拥有您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的幸运。”
好了，贝思的一年级老师，我想您能有贝思这样的学生的确非常幸运。我们大家都在指望着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一天把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梦想一起托付给您。当您牵着我们的孩子的手的时候，请您站立时挺直一些，走路时略带一些骄傲。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师道尊严。
（迪克·亚伯拉罕森）
华盛顿先生
教育并非仅用于装饰记忆力和理解力，它的主要职责是引导意志力。
——诺贝尔
有一天，在十一年级，我走进一间教室去等待我的一位朋友。当我走进教室时，那里的老师华盛顿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并要求我到黑板上去写些什么，去解答什么问题。我对他说我不能去做。他问：“为什么不能？”
我说：“因为我不是您的学生。”
他说：“这没关系，不管怎样，请到黑板前。”
我说：“我不能。”
他问：“为什么不能？”
我因为有些窘迫而一时说不出话来，就说：“因为我是弱智的学生。”
他从讲桌后面走了出来，注视着我说：“不要再那样说了，别人对你的看法不见得一定符合你的实际情况。”
对我来说，那是非常自由的一瞬。一方面，我被着辱了，因为别的学生正在嘲笑着我，他们知道了我是在特殊教育班就读，但另一方面，我获得了自由，因为华盛顿先生使我意识到了我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别人对我的看法的圈子中。
就这样，华盛顿先生开始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在这次经历之前，我在学校里已经失败过两次。上五年级时，我被鉴定为是弱智的学生，被从五年级降回到了四年级。后来上八年级时我又再一次遭受挫折。但是，华盛顿先生的出现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我总是说华盛顿先生是在戈森的思维中运转。戈森说过这样一句话：“低标准、低要求，则人自甘平庸；高标准，严要求，方可造就成才。”同卡尔文·劳埃德一样，华盛顿先生相信：“没有人会在低标准中升起。”他总是让学生们感到他对于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这样，我们奋斗着，所有的学生部在奋斗着，以便能够达到那些他所期望的标准。
有一天，当我还是低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我听到他正在给一些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做演讲。他对他们说：“你们拥有伟大的天赋，你们拥有特殊的素质。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能够对你自己、对于真实的你、对于你将会给这个星球带来什么以及对于你的特质，所有这一切的远大前景给予一瞥的话，那么在历史的前后关系中，世界将再也不会是相同的了。你们会使你们的双亲骄傲，会使你们的学校骄傲，会使你们的社会骄傲。你们会触动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它是对高年级的学生做讲演的，但听起来好像是针对我的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站立起来对他报以欢呼。之后，我在停车场赶上了他。我对他说：“华盛顿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您给高年级学生做演讲的时候，我正在礼堂里。”
他说：“你在那里干什么？你可是低年级学生。”
我说：“我知道，但您演讲的时候，我从门外听到大厅内传出了您的声音。先生，您那个演讲是针对我的。您说他们拥有伟大的天赋，我也在那个礼堂，我也拥有伟大的天赋吗？先生。”
他说：“是的，布朗。”
“但为什么事实上我的外语、数学和历史都不及格，而且我还不得不到暑期补习班中去补习，那是为什么呢？先生。我比大多数的学生都迟钝。我不像我的弟弟、妹妹那样聪明，他们就要到迈阿密州立大学去就读了。”
“那没关系，这仅仅意味着你还得加倍去努力。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年级不能决定你是谁或者你将来会创造什么？”
“我想给我母亲买一套房子。”
“这是可能的，布朗，你会做到的。”他转身再次打算离开。
“华盛顿先生。”
“你现在还有什么事？”
“嗯，先生，我是这样的人，您记住我，记住我的名字，总有一天你会听到它的。我一定会让您骄傲。先生，我是这样的人。”
对于我来说，学习是真正的斗争。过去，我的年级之所以不断上升只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是一个有趣的小孩，总让人发笑，很懂礼貌，还满怀敬意，所以老师们都愿意让我通过，但这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而现在，华盛顿先生供我所需，他使我有责任感，使我相信我能够处理它，能够实现它了。
在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华盛顿先生成了我的指导教师，虽然我依旧是特殊教育班的学生。在正常情况下，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是不能参加演讲和演出的，但学校为了能够让我和他在一起而做了特别的安排。由于我的学业成绩开始上升，校长也看到了这种结合的既成事实以及他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的声誉也在逐步上升，这在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我打算同戏曲系的学生一起做一次旅行，并且为了让这次旅行能够走出小镇，我不得不使自己博得他人尊敬，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华盛顿先生调整了我对自身的认识。他给了我一个关于自身的更加广阔的远景，超越了我的智力条件和生活环境。
几年以后，我制作了5部在公众电视上播放的专题片。当我的节目“你应受报答”在迈阿密的电视教育台上播出时，我让一些朋友通知了他。他从底特律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话机旁期待着。他问：“请问，我能和布朗先生讲话吗？”
“您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噢，华盛顿先生，是您吗？”
“你是令我骄傲的那个人，对吗？”
“是的，先生，我正是。”
（莱斯·布朗）
信义、希望和爱
聪明人宁愿看到人们需要他而不是感谢他。
——格拉西安
在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柴郡学院去读书。那是一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是专门为家庭有问题的男孩子设立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酗酒的母亲，她的狂纵拆散了我们的家庭。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是由我来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为止。最后，我的父亲和一位中学校长决定把我送进一所擅长体育而训练严格的寄宿学校（对于我酗酒的母亲也是一个理想的距离），他们认为也许这所学校能给我提供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机会。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级的入学典礼上，最后一位讲话的是纪检总长——弗雷德·奥利尔，他过去在耶鲁大学时曾是一名泛美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长着双重下颚和粗壮的脖子，看起来就如同耶鲁吉祥物：“叭儿狗”。当他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向前对着话筒讲话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地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悄声地对我说：“孩子，千万别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论是过马路还是在干别的，总之别让这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奥利尔先生那天夜里在学校大会上的讲话很简短，主要内容是：“不许！我再重复一遍，不许走出校园，不许吸烟，不许酗酒，不许同镇上的女孩子接触。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另外，我个人还要踢你这头蠢驴！”正当我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讲话的时候，他又以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讲：“如果你们有人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办公室的门随时都向你敞开着的。”这句话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随着学校里生活岁月的流逝，我母亲的酗酒也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她几乎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语句请求我退学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发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们可以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诸如此类。我爱她，对我来说，拒绝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个电话都搅得我心上下翻腾，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乱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正在思考着前一天夜里母亲来过的电话，我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此，我问课堂上的老师是否可以原谅，让我离开一会儿。
“出去干什么去？”老师问。
“去见奥利尔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学都愣住了，吃惊地看着我。
“彼得，你做错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老师暗示我。
“不！我想现在就到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我说。当我离开课堂时，脑海里只有那句话：“我的门是敞开着的。”
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是在主体大厅的巨大门廊外，他办公室的门上装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就把他们推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放下窗帘。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怒吼：“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后面同另一个家伙以及镇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烟了！”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无论何时，他办公室的门外总会有一排人，学校里的男孩犯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正夹着尾巴坐在那里。当我在队列中排好时，另一个男孩问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错也没犯。”我说。
“你疯了吗？快离开这儿，现在！”他们向我喊道。但我想不出我还能去哪儿。
最后，轮到该我进去了。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样，我就可以直视到了那严厉的双重下颚。我有些颤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疯狂地感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已经把我推给了这个人——校园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吼叫着。
“在开学典礼上您说过如果有人有困难，您的门是敞开着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进来吧。”他说，同时向我指了指一把绿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让我坐下，然后放下了门上的帘子，走到桌子后面，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述，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我的母亲是一个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她想让我停学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很惊恐，很害怕。请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者是个白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禁不住开始痛哭了起来。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没听见这位高大的从前的运动员已静静地从他那张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转过桌子，站在了这个坐在绿色大椅子里哭泣的小男孩的旁边。
一个被 神遗弃了的孩子处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着，它发生了——由 神通过人而创造出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发生了。奥利尔先生的宽大的乎掌轻轻地扰摩着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颈上。
我听到这个令人害怕的严厉的巨人温和地讲：“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感触。你瞧，我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 神、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
（彼得·斯拜克）
（道恩·斯拜克和萨姆·道森协助）
牛仔鞋
如果不是为了分担彼此的愁苦，那我们活着还有何意义？
——乔治·艾略特
在本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很不景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我的家乡，成千上万的男人都走上街头去寻找工作。我的哥哥们就在他们中间。那时候，一家人虽不至于挨饿，却也无法饱食三餐。
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小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的所有衣服都是从上面传下来的。长裤子被齐膝裁断，裁下来的裤腿被用作补丁或直接加在原裁剩下的裤子上。上衣可以被重复改制。但是鞋——关于鞋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鞋是彻底地贴着地面穿的，它们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磨损，只有在脚丫从皮革中拔出来的时候才被扔到了一边。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得到那双牛仔鞋之前，我穿的鞋两边都有裂口，松弛的鞋底前面张着口，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从一个旧车胎上剪下两根带子，用它把脚趾与鞋底绑在一起，以防止鞋底掉下。
那时，我有一个姐姐，她和她丈夫迁往西部并在科罗拉多州安顿了下来。她总是尽她所能地给我们寄来一些她的旧衣服，以帮助我们渡过困难。
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箱姐姐寄来的这类东西，家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箱子的周围。箱子的角上塞着一双鞋。那个时候，我还没见过那种样式的鞋，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鞋。母亲也不知道，开始努力地猜测。父亲也不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懂。她们都同我一样认为这双鞋是我姐姐穿旧了不再穿的。
母亲低头看到了我那从破鞋中伸出来的脚趾头，就俯身把鞋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把手抄在背后不要，环顾家里的人，我开始轻声地哭泣了起来。我的哥哥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嘲笑我或叫我爱哭的小孩，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件事在3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来依旧是的人心痛。我母亲把我带到一边，告诉我她很抱歉，但的确没有别的鞋能让我穿，而且冬天已经来临了，我不得不穿它了。我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但没说什么，我最喜爱的哥哥迈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穿上了姐姐的鞋。这双鞋呈深褐色，鞋头很尖，跟部加高了。但穿起来感觉挺舒服。我泪眼蒙蒙地注视着鞋子，一个人轻轻地抽泣着。
第二天，我起床穿衣服去上学，我穿的非常慢，并把那双鞋放在最后。我感到我的眼泪又一次充盈了眼眶，但我努力没让它流出来。最后，我终于不得不去学校了，我有意走在了最后。在到达学校之前，我没碰上任何人，但走到校园时，蒂米·奥图尔正站在那里。他是我惟一的敌人，比我年长并高大，同我一起都在米勒小姐教的班级。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姐姐的那双鞋，然后抓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叫嚷：“埃文穿着女孩鞋！埃文穿着女孩鞋！”我本应把他打倒在地的，但他比我要高大得多，也壮实得多。他不让我走，一直闹到有一大群小孩把我们围住了还不肯罢休。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但突然校长奥尔曼·韦伯走了过来。
“进来，”他喊，“最后一遍铃的时间到了。”我赶快摆脱了蒂米·奥图尔对我的折磨，跑进了教室。
我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眼睛望着下面，把脚缩到了凳子底下，但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蒂米，他继续烦扰着我，毫不停息。他每次来到我的桌子旁，总是手舞足蹈，叫我埃德娜，并对我姐姐的鞋做一些愚蠢的嘲弄。
在接近课间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西部的影响。米勒小姐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先行者出发到达堪萨斯、科罗拉多、得克萨斯以及其它地方的情况。差不多正在这时，奥尔曼·韦伯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但他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倾听着。
在那天早晨以前，我同所有的其它同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非常不喜欢奥尔曼·韦伯，他被想象成非常刻薄、脾气暴躁，还偏袒女孩。
他站在教室的门内。也许除米勒小姐之外，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奥尔曼·韦伯过去曾一度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大牧场上生活过。米勒小姐转过身，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讨论。令我们十分惊奇的是他竟然愿意。只是他没有向我们讲述那些通常意义上的事情，他开始谈论关于一个牛仔的生活以及印第安人，诸如此类的事。他甚至还唱了两首牛仔歌曲。就这样持续了有四十多分钟。
接近中午大约是该我们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奥尔曼·韦伯走到了我坐位旁的通道上，依旧讲着话。突然，他停在了我的桌子旁边，不再说话了。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意识到他正注视着我的桌子下面，盯着我姐姐的鞋看。当我把脚缩到凳子下面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感觉得到我的脸正在涨红。但就在我把脚比较舒适地放好之前，他低声地说：“牛仔鞋！”
我说：“先生？”
他又说了一遍：“牛仔鞋！”因为这时其它的孩子都在努力想弄清他正注视着什么并想听清楚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又用一种欢快的声音大声说：“哎呀！埃文，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搞到这双牛仔鞋的。”
哦！很快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尽力拥挤到了他和我的周围。甚至连米勒小姐也不例外。而且每个人口里都说：“埃文摘到一双真正的牛仔鞋！”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不管怎样，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韦怕先生就对米勒小姐说这并没关系，假如埃文同意的话，就应该让孩子们好好地、真实地见识一下牛仔鞋。噢！每个人包括蒂米·奥图尔在内都排成队从我的桌子旁边经过，观看我的美丽的鞋子。我感觉自己简直成了巨人。但我母亲曾告诉我不能骄傲，故此，我只是安然地坐在原地，竭力克制住自己的自大心理。最后，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我几乎无法走出教室，因为每个人都想和我同行。接着，每个人又都想要试穿一下它，我指的是，我的牛仔鞋。毕竟！我说，我还得考虑一下。
那天下午，我问了韦伯先生，问他怎么看待让每个人都试我的牛仔鞋这一问题。他想了又想，最后，他说让男孩子们试穿一下是可以的，但当然不应该让女孩穿。毕竟，女孩从不穿牛仔鞋。有趣的是韦伯先生的想法同我的完全一致。
就这样，我让教室里所有的男孩都试穿了一下，甚至包括蒂米·奥图尔在内，虽然我是让他最后一个试穿的。并且，这双鞋对于他是最合脚的，连我都不如他穿上合适。他想让我写信给我姐姐看是否还能给他也搞到一双。可是，我没写信去问。我拥有在我们小镇上惟一的一双牛仔鞋，并且我确实喜欢它的那种款式。
（保罗·E·莫黑尼）
笨蛋
只有当你不得不聪明时，你才会聪明。
——理查德·格雷维尔
只要我还活着，我是不会忘记在1991年当我第一次遇见阿尔文·C·汉斯时的那一幕。在少管所的课堂上，另外一位同学在向我们介绍他时并没有使用“阿尔文·C·汉斯”这个名字——甚至是公开的。他称呼阿尔文是“笨蛋”。立刻，我对阿尔文的这个绰号感觉听起来很刺耳。这位身材修长、说话柔和的人在同我握手对不愿正视我，不用说，“笨蛋”是个秃头，他两鬓的头发顺着肩膀披在了背上。虽然我只是注视着他的脸并尽量不往上面看，但我还是觉察到了在他秃头的上面刺有一个巨大的（并且很具威慑力的）图案（不错！他头上有刺青！）。那刺上去的图案是哈利·大卫森的刺青，它覆盖了他的整个头顶。
作为一名老师，我尽量使自己在紧张的时候保持镇静，并努力让第一天的课顺利完成。下课后，“笨蛋”随着人群往教室外走，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悄悄地塞给了我一张纸条。我当时想：“噢，不！他一定是要告诉我如果我不给他一个好成绩的话，我将会被他的其它‘哈利’同伙‘干掉’，或者别的类似的事。”过了一会儿，我找机会看了一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讲授（他总是叫我‘讲授’），早餐是很重要的，如果总不吃，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笨蛋，蒙泰·希培亚。”
过了几个月，笨蛋跟着我学完了一系列的6门课程。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很少说话。而且，他几乎每天都要递给我一张纸条，里面有各种类型的格言、珍闻、轶事或者是一些关于生活的明智的建议。我渴望能够收到这些纸条，而且如果他偶然没有给我时，我会有一点失望的感觉。时至今日，我依旧保留着这些小纸条。
笨蛋和我一见如故，不知怎么的，我知道每次我开口讲课，他一定能理解我，他总是静静地记录下所有我讲过的东西。我们被联系在了一起。
课程结束之后，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一个证书，笨蛋已经学完了所有的功课，并且整个过程的所有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我愉快地授予了他证书。
在我授予他结业证书时，我们两人是单独在一起的。我和他握了握手，简单地对他说，有他在我的课堂上，的确很让人高兴，并就他的刻苦努力、良好的上课率以及认真的学习态度给予了表扬。他当时的回答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并时时对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用他那温和的声音说：“谢谢您，拉里，在我的生活中，您是第一位对我说我做的一切都对的老师。”
在我离去时，我感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想到在笨蛋成长岁月的所有日子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他做的一切都对。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现在，我脱离了“守旧派”，我个人是在保守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坚信罪犯必须为他们的过错付出代价并有责任被拘留。我曾好几次问自己：“是否有可能，仅仅是可能，那就是笨蛋从未听到过‘你做的对’或‘做的好’，会对为什么他要在监狱中度过产生根本的影响呢？”
那一刻的经历深深地印在我心里的一个意念是：我确信我懂得了在某种积极的意义上，每一个学生都有做得正确的事情。
谢谢，笨蛋，告诉了我这个。同样，我有很多事做得也是正确的。
（拉里·特赫斯特）
心中的脚印
生活中，一些人会成为我们的过眼烟云，来去匆匆；而另一些人则会驻足于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刻骨铭心。这就是生活的法则，我们无一例外。
——佚名
一月的天，冷得无情。就在这种天气，一位新同学来到了我的专为学习能力低下的同学开设的五年级班，就是他，使我开始了自己人生旅途中刻骨铭心的一幕。第一眼见到鲍比，他浑身衣衫褴褛，尽管是冬天，破旧的衣服仍然捉襟见肘。一只鞋没了鞋带，随着他走路一上一下，拖拖拉拉。即使穿着一身很体面的衣服，他看起来也决不会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那种幽灵似的、呆滞、迷惑而不自信的样子是我从未见过、也不想看见的。
鲍比不只是看起来很奇怪，他的行为也是异乎寻常的。他在走廊的痰盂内小便，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大喊大叫，对唐老鸭很着迷，他也从不敢正视别人，哪怕是在上课时，他也会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有一次，他居然非常骄傲地向大家宣布体育老师让他在脸上涂上除臭剂，原因是他笑得很难看。
鲍比不仅日常行为异常，他的智力更是低得令人瞠目。已经11岁的他居然还不会读写，甚至连字母表上的字母他也写不出来。不用说，他在这个班里是最差的学生。
对于将鲍比安排在我的班级中，我一直耿耿于怀。我认真看过他的档案，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智商居然是正常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有如此古怪的行为呢？就这个问题，我与学校的顾问进行了谈话，他告诉我他曾经见过鲍比的母亲，鲍比的行为和他母亲相比已经正常得多了。随后，我又更加仔细地查看了鲍比的档案，发现他在3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保育院内，之后回到母亲的身边。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至少每隔一年就会移居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管鲍比有多么古怪的行为，他仍然可以做我的学生，因为他的智商是正常的。
我不愿去面对与承认这一切，我为鲍比生活在我的班级中而感到愤怒与憎恨。我的教室已经拥挤不堪了，并且我已经有好几个使我心力交瘁的学生了。我从未尝试过去教一个智力如此低下的学生，甚至为他备课都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头几个星期，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是饥肠辘辘，还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办公室。那些天，每当我准备开车去学校时，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期待着看不见鲍比。我时常为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而感到自豪，而此时此刻我也为自己对鲍比的厌恶而感到内疚。
尽管鲍比几乎使我发疯，但我仍努力地拿出勇气去教他，就像对待我班级中所有人一样去对待他。在教室里，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将他作为玩弄、嘲讽的对象，然而，出了教室，同学们还是不断地伤害他。他们就像野兽那样，对同类中的弱者、伤病者绝不留情。
鲍比来校一个月后的一天，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衬衫被撕破了，鼻角流着血，不用说，就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他被同学们当作马跳。回到教室，鲍比坐在自己的课桌前，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打开书，强忍着眼中的泪去读，可是泪混杂着血，还是一滴滴地掉在了书页上。面对这颗幼小而倔强的心，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生拉硬扯，才将他拖到护士那儿。对于伤害他的同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我谴责他们应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因为鲍比与他们不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近乎于喊叫地对他们说，鲍比的古怪并不能成为被伤害的原因，相反，这更应当成为被大家关心和爱护的理由。也是在这个时候，鲍比才第一次认真听我说话，我发现自己也应当改变一下对鲍比的看法。
这件事使我改变了对鲍比的态度，也是从这时起，我眼中的鲍比不再古怪，我所看见的只是一个极需关心与爱护的小男孩。我认为这才是对一个教师最好的检验。鲍比这种特别的需要，我必须尽我所能去满足他。
我开始为鲍比从基督教的救世军那儿买一些衣服，我知道同学们之所以取笑他，是因为他只有三件衬衫，我仔细挑选质量和款式都比较好的布料。这些新衣服使他兴奋极了，也提高了他的自尊，不管何时，当他担心挨打时，我总是伴他一起走进教室，课余时间我也会陪着他一起复习功课。
我欣喜地发现这些新衣服带给鲍比的变化。他开始与他人友好地交往，不再羞怯与沉默，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的行为也不似从前的古怪，至少他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不敢正视别人了。我也不再对上班而恐惧了。每天早上，我都盼望能看见他走出门廊。当他不在的时候，我都会为他担心。我也注意到我对鲍比的态度改变后，我的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不再拿他当靶子，而是视他为他们中的一部分。
有一天，鲍比带给我一张纸条，说他两天后将离开这儿，看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几乎都碎了。我还没来得及送给他我想送给他的所有衣服。我非常难过地走进商店为他买了最后一套衣服，这是我为他准备的分别礼物，当他看见衣服上的标签时，他说：“我这是第一次穿买来的新衣服。”
一些同学知道了鲍比要离开了这儿的消息后，都主张为他开一个欢送会，我当然举手赞成，但我想：“他们都得做功课，明天早晨的欢送会又怎么能组织成呢？”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居然做到了。第二天早晨，同学们为鲍比带来了蛋糕、彩带、气球和很多为鲍比准备的礼物，昔日的冤家今日都变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在鲍比在校的最后一天，他走进教室时，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满了书。他在整个欢送会上开心极了，事后，我问他这些书是做什么的，他说：“送给你，我有很多书，所以我想这些应该属于你，他们对你会有用的。”我相信鲍比在家一定是一无所有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一个只有三件衬衫的孩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书。
当我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于他生活过的地方的图书馆。我知道这些书其实真正不属于鲍比，但他把他所能给的都给了我，这是我在这一生中收到的最丰厚的礼物。然而，我除了送给他衣服，什么也没给过他。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问我能否做他的笔友。然后，手里拿着我的地址走出了办公室，留下了他的书和我们一起渡过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劳拉·D·诺顿）
全球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