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改 变
前一章，我们着重谈论了早期教会某些部份自满的态度，逐渐使教会失去了活力，并且在教会中建立了制度这一情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改变的事实。
虽然从使徒时代结束到第二世纪末，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太多历史可考，毫无疑问，福音大大地广传了。在主后112年，比西尼亚省的总督彼尼宁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崔建，述说了有关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广传时所带来的困扰。他说，“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为基督徒），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控告。这种有传染性的迷信不仅是在城市中广传，在乡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彼尼宁接着说到有许多的庙宇都荒废了，加上异教徒献祭之大减，造成献祭牲畜的滞销。当然到了大逼迫的时候，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又改奉原来的信仰，这就显示出，不是每一个放弃异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纪末了的时候，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亚省的情形并不独特，小亚西亚以及其它地区也是一样。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早期教会，在广传他们信仰上的热忱和劳苦。“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1：8）。
信徒团体无论大小，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持续着他们的工作和见证。正如他们在第一批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中所看见的一样，在一群被圣灵明显地分别开来，且有印记的长老们的带领下，在圣灵中单纯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尽管仍有一些按照圣经忠实的聚集，但是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到了第二世纪还是有一些教会保留了使徒时代的样式。
我们知道这些改变背后的心态，但是教会这些改变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一旦教会不再单单是以基督是主做为一切的动力，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们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变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属灵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果的，而属人的方便，也从来不可能在属灵的进步上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在教会中倾向一个人做管理的首脑，最早从耶路撒冷开始。理论上，一群长老们在治理会众，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似乎看见雅各有了极高的地位。其实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提到“使徒们”（徒9：27），或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徒11：1）。但是后来显明雅各居于领袖地位。“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点从彼得出狱以后所说的话（徒12：17），以及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者们也都在那里”（徒21：18）中可以证实。讨论割礼之时，雅各似乎也是主要发言人，或者说是主席（徒15：13）。固然在必要的时候，长老们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来发言（众人一同说话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雅各后来所居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一个代言人的地位。他不仅仅是领袖中的一员，他成了领袖中的领袖。
由长老制演变到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演变似乎不可避免。属灵的原则一旦离开了圣灵，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当人对着主的依靠减弱之时，长老制就堕落成属人的委员会。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个委员都很软弱，那么什么事也定规不了；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很强，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让其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定规什么；如果有几个成员都很强，这个委员会将瓦解成一片的恶言谩骂：如果只有一个强人，其它的成员就会变成“应声虫”，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言堂”。众所周知，除非有强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是难于做出什么决定。当成员们认可这个强人的地位之时，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统治，并没有形成控制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的局面。主后七十年，可怕的战争摧毁了城市，教会的人也四处逃亡。战后，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门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亦获得雅各当年所拥有的权柄。可是他死后，在主后107至135年间，教会再一次又恢复到众长老管理的情形。这就表明早期圣经的原则并未被遗忘。第四世纪的历史学家尤西比斯（Eusebius）曾参考一些数据，列举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间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领袖的名字。他猜测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师（在本书中主教和牧师可通用），因为在他的时代，教会都是由权威主义的主教所统治的。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这十三位领袖连续统治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仅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见在尤西比斯的时代，主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这十三位领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在早期的教会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自立为首”的危机，而且今天这种危机依然普遍存在。这就是在某些聚会中，有某位能干的弟兄，他自以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负责的弟兄们、甚至任何其它的人都要好。此时若长老们又很弱，这样的弟兄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局面，若那时没有长老，他会将大半数长老的工作集于一身，而最终走向独断专行的路，甚至驱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三封书信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名叫丢特腓的人。
丢特腓弟兄性格独特，约翰为他所引起的混乱叹息。丢特腓热衷显著的地位（此类人似乎从来就未想过卓越非凡与臭名昭著有何区别），他自认为自己此别人知道的多，较之使徒更好。当约翰写信给教会之时，丢特腓正是负责人，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约翰身上。难道他们未曾听闻有关约翰的事？他们不但自己不接纳约翰，而且对那些要接纳约翰或是约翰所派遣而来的人，采取逐出教会的方式（约翰三书9－ll节）。丢特腓采用铁腕治理的政策。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选派、甄选或是让神自己来挑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词）。一种情形是选出一个众人都喜欢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这种类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会历史上相当早就开始采用，他的目的是来抵抗那些自立为王的错误。然而，这种由他人选举出来的专制与自立为王的专制，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这是议论性的一点。
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快捷方式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属血气的方法总是比属灵的方法便捷得多。属灵秩序的维持是需要不断地对着主的旨意顺服，这也是一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来对抗某一种形式的错误，最终都会给教会带来属灵的饥馑。
最早有关专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记载是在伊格那丢（1gnatius）的著作中。其实伊格那丢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后115年，当他往罗马受死的途中，他写了几封信给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强调主教职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教会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并且主教应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礼以及主的桌子（圣餐）甚至爱宴也需要他在场。伊格那丢这样毫不妥协地一个劲地为主教的地位辩护，可以想象，一定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还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纪中叶，伊格那丢的提议就被广为接纳了。
由众长老带领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少到伊格那丢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tcarp）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会众，他是写给众长老而非给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们二人均认识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于约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对主献身并且与写圣经的人有接触，竟会对于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职位如此地热衷！他再一次显出当仁不让，为了宣传和辩护真理所进发的热情，很可能会使他堕入，采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属天的秩序。坡旅甲这位年长并且受人尊敬的主仆，在主后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当然，早期的专制式主教与今日管理大教区的王教并不一样。他与现今的牧师或是教士较相近。否则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丢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主领圣餐，当年也没有主教的继承问题。甚至于后来主教这种制度流行以后，也没有今日使徒世袭的观念。爱任纽（1renaeus）在第二世纪末了的著作中，仅仅提到在一个地区众位主教的一脉相承。如今在圣公会或是主教系统的人，以为从使徒开始，就代代相传使徒的所有权柄，这种观念则是在很久以后的教会历史中才形成的。
这种专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的人，并且也产生了其它邪恶。神职人员（clergy）与平信徒（1aity），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在历代都十分明显。神职人员（Clergy）这个字是由希腊文（Kleiron）演化出来的。这个字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时使用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彼前5：3）。这里“所托付”在英文钦定版（English A·V·）中译成“产业”。很明显，彼得对着长老们“不可辖制神的产业，或是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劝勉均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用来表示全教会整体合一的字，居然会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专指一批在教会中有特权的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毫无疑问，伊格那丢所企盼建立一套坚强的神职系统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主要是担心教会将被当时许多异端所污染。虽然他的动机很好，可惜方法错误，结果反被他反对的势力所利用。
希腊哲学迷离的推测给许多人带来心中的不满，因此很多人转去寻找心灵的平安。我们说过，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拥入犹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它一些希腊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异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随之产生。战后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随着天皇的崩溃，许多幻想亦随之破灭，于是人们就去寻找一些“新宗教”。尽管其中大多是集各类不同宗教于一处的大杂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希腊的异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颇受人们的青睐。他们认定，宗教仪式必须借着一些特别设立的祭司，才能带给人们祝福。
对来自异教的影响，只要他们没有离开属天的样式，基督教一向是相当的开放。伊格那丢所热切鼓励的那些事，却出奇地与当时流行的异端奥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异教徒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丢以及他的跟从者所有提倡的牧师制度（a regime of clerics），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所主持的浸礼，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认为靠着他们的能力而变得特殊。圣灵的能力早已远离，仪式却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礼居然被认为是神迹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饼和酒也因着牧师主教的能力，奇迹式地变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职人员具有魔力，他们可以把神圣的恩典分赐给人们。这些迷信皆来自异教的风俗，因为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浸礼或是主的桌子，必须由一群圣品阶级的人来主持，更没有任何的教导说这些仪式会与什么神迹有关。
腐败从此进入教会。在第二世纪就开始教导藉浸礼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不久以后就开始了为婴儿施浸（the baptism of infants），这些都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197年撰文，除了谴责婴儿受浸外，亦同样谴责为死人施浸。这见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失去，酵一旦进入教会的交通之中，就开始了他内部的工作，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从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结果，虽然拒绝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不断地增加，神却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异教污染的子民，在历世以来维持着见证的火炬。当我们随着这些见证人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批见证人，常和有组织的基督教机构相去甚远。神的灵工作的历史并非一般所谓教会历史。所谓的教会历史，通常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冥顽的争执和自私的阴谋。然而圣灵的运动和属地组织的历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无法分割。
在前三个世纪中，虽然教会中也有一股使教会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为信徒在那段时间必须承受持续下断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缓慢下来。主后64年，尼罗皇帝（Nero）在位之时就开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个帝国，并且这种攻击常常是系统性的。以后的年月里，情况有时十分严重，有时也稍微宽松，这完全是看哪一个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纪初期，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位之前，教会仍被认为是非法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极为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许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丧命，财产被没收，而且当局曾多次试图彻底销毁圣经。
在此，我们不必偏离本题去述说许多信徒受苦的惨痛经历。主后64年，借着罗马的一场大火灾，尼罗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当时传说尼罗皇帝自己纵火烧城，后来为了平息民怒，就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羔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尼罗皇帝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纵火的罪犯，但是他确实是以凶残出名。他确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皇帝，但他却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让罗马的公民借着恶毒的谎言，进行一场兽性的屠杀。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罗皇帝至终也在主后68年因罗马议会判他有罪而自尽。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明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被杀害。没有一个基督徒肯称呼皇帝为“主”，更不肯向他烧香敬拜。所以许多皇帝就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试验：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坡旅甲（Polycarp）。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后来成了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牧师），并在主后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坚持，历世以来成了许多人的挑战。临刑前，他仍有机会可以否认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亚细亚区的议长亲自请求这位神的老仆人向皇帝致敬，劝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我服事祂86年，祂从来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我的救主和君王呢？”言毕从容就义。坡旅甲的死却使得在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一段时间里免受迫害。人们看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因着他的信实而被害，对他均表同情，从而反对如此有组织地屠杀基督徒。教会也就暂时得从恐惧和破坏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随着时间或是消退或是上涨，但很明显，让步的是罗马帝国而非教会。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一般人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向往。虽然基督徒不可以公开地表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持续不变的生活方式，却逐渐地纠正了许多人因听信流言蜚语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偏见。当平静的年月开始时，许多人加入教会，实际上基督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当下一波迫害开始之时，他们已缺少普通民众，甚至官方人士中对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减少。当然并不是整个罗马帝国，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有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带，一直有着非常残酷的迫害。但是总的看来，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日益减少。
主后202年，史帕提玛（Septimius Severus，另译瑟皮提母）在位，他降旨严禁人们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违法的。在罗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犹太教以外成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则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为罪行。
半世纪的平静以后，德修（Decius）短期执政之时，教会再一次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皇帝北面受哥德（Goths）、东面遭撒散尼（Sassanids，另译沙撒聂）的攻击。德修决定号召全国百姓再一次向国家设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灭基督教，全国可以同心向国家设立的神明献心。在这次考验下，一些基督徒退缩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坚定地持守信仰，这是第一次当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地方上的恶人没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异教徒反而帮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来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和仇视终于化解，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后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另译丢克理田）在位之时，其对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由于基督徒的人数大增，罗马皇帝担心，如果再不处理，以后恐怕无法控制。在这种心态下，罗马皇帝下旨，全面拆毁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焚毁圣经，逮捕所有的神职人员，凡是不向政府所订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处死。各地对此命令执行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后311年，迦利吕（Galerius，另译加利流）皇帝终于下令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此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历史宣告结束。罗马政府最终还是失败。
在这几个世纪的试炼中，教会的整体标准是什么？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并未真正经历重生，所以当试炼来临之时，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体上，基督徒的见证是未被动摇的。许多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持守感化了许多反对者的心。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底尼提（Diognetius），信中他谈到基督徒小区中的生活。他的话可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爱众人。”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 约翰甘乃迪《见证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