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交通与灵感的问题
一八三O——一九三O年
在普里茅斯的聚会——瑞士法语区的情况——达秘的探望——他的理论的演变——“在败坏中的教会”——若查特（AUGUST ROCHAT）——达秘与那些接受新约教会样式的弟兄们在教导上的分歧——由地方性教会转为普世性教会的原则——聚会扩散出去——葛若弗斯写给达秘的信——提议成立中央权力组织——达秘与牛顿（NEWTOS）——达秘与在毕士大堂的教会——达秘排斥那些不与他同心拒绝在毕士大堂的教会的人——与教会断绝交通的原则的应用普及各地——拒绝服从这个断绝交通原则的众教会——给其它信徒的影响——在各国内依照新约圣经样式建立的教会——理性主义——圣经批评学——圣经广传各地
在普里茅斯有一处聚会，因带领的弟兄们所彰显的特别恩赐很快便产生影响；这个聚会的信徒与都柏林和布里斯多的弟兄们，都直接认识。这处聚会的特别和重要，乃在时人冠以“普里茅斯弟兄会”，此后便成为他们一个专有的称号。其中作教导的，最出色的有达秘和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达秘原是在伦敦聚会的，但平日因传道事奉，经常周游各地，也常常在普里茅斯工作。他与他的同工不同之处，是他始终主张婴儿受洗，虽然他自己本人已经脱离了英国圣公会。不过他的主张的出发点，又与圣公会的有别，而是比较接近伯拉纠的看法，认为这可以将他们引进一个属灵的团契，得着蒙受神恩惠的机会。
曾一度与葛若弗斯在巴格达同工的纽曼，现在成为理性主义的倡导者；而他的兄弟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 NEWMAN），却是单张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或称牛津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引致英国圣公会复兴；与此同时，达秘在工作和信仰上的发展演变是高潮迭起，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
一八三八年，他被邀前往瑞士的法语区，当地的属灵光景，大有利于信徒的复兴。国家教会的牧师们，大半受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所影响，引起了自由教会（FREE CHURCH）运动，但这个运动又不能完全满足附从者的愿望。一百年前亲岑多夫和他合群同工，建立了不少聚会，其中的信徒都是认真的追求真道，并多作见证；这些工作的果效，至今仍留存。在附近的山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信徒，过去他们曾被视为重浸派而屡受迫害。在日内瓦，哈尔登与人查经所结的果子，仍满有功效；自由教会运动的主要领袖，都曾受哈尔登兄弟俩作工的果效所影响，结果在一八一八年开始自行聚会，就是那称为“新教会”的。当时在国家教会内部，亦有各种运动开展，就如在国家教会范围外，正进行着各种不同的运动。那个和弗若列池有关的运动，从一八二八年开始，就引来了复兴；高信（GAUSSEN）和道碧尼（MERLEDAUBIGNE）正奋力设法把国家教会从理性主义的势力下挽回来，恢复加尔文派的信仰；其它信徒也在极力抗拒政教合一的趋势，建立新教会，这些信徒中有微内（VINET），他与其它八位神学家，在一八四O年脱离国立教会，五年以后，又有一大批牧师步他们的后尘。
在这样充满兴奋和改革的气候下，那满有恩赐的达秘，不难就吸引了大批听道的人。有一段时日，他参加新教会的聚会。他传讲主的再来、教会的地位、“在基督里”的信徒等要道，又讲解圣经中的预言，大受欢迎，他又乐意与各处聚会信徒相交，并不在乎他们的教会背景，因此吸引了不少人。他在洛桑（LAUSANNE）主持的聚会，许多人踊跃参加，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渐渐地这些听他讲道的人，形成了一群特别的信徒，就是称为“那聚会”的；他在此开始发展他那一套对教会的特有见解。
论及圣经里不同的时代，或者说，在不同的时期内神在人当中所作的工，达秘认为每个时代从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并没有例外。每次都是人这方面全然立刻的失败，可是神继续容忍，以恩典继续作工。但不是挽狂澜于既倒，不住进行恢复的工作。只是人借着信心偶而带来一阵子的复兴，但大局终不能全然挽回。”这些时代一开始人就失败了，就如：挪亚醉酒；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并否认撒拉是他的妻子；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人在每个时代的开始就失败了。
说到教会，道理也是一样，达秘说：“基督教的骨子里有一股离弃神的倾向。”就算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些现象：“离道反教”、“危险的日子”、“末了的日子”、 “背弃真道”；还有“不法的隐意”的活动。使徒们也没有实行主的使命，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反而留在耶路撒冷，其实老早他们就该离开，分散各处；结果，一个给外邦人的新使徒，给兴起来，补足使徒们的缺欠。达秘接着说：“因此，教会这个时代，就如其它的时代一样，从开始就失败，……一开始就崩溃——还没有形成便全然衰败。”
然后他就发出下面的问题：“在今天的日子，信徒是否有能力可以依照早期教会的样式来建立教会？”“建立这样的教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他的答案是：“不！”，因为“教会的情况经已败落”“起初那次离开神的心意，是个致命伤，也是招致审判的因由。” “圣经从来没有为这种光景的时代预备一个恢复的途径。”他又指出：“这样的情况，就叫我们的心思认识到我们是活在离经背道的时代，而且时代也快要作最后的结束，并不是引进教会，也不会引进另外一个神以恩典的信实来托住的时代。”在圣经里，我们认识到：“㈠神的众儿女们的合一；㈡在每个地方神的儿女们的合一；……但这种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既然圣经中所说出的光景今天已不复存在，基督徒应如何明辨？如何行动？你或会说：‘基督徒应该把应有的样式，恢复过来。’这个答案正是谬误的一个明证，因为人已假定了自己里面有能力。我要说：请听神的话；并要顺从！因为神的话正用得着在这种堕落了的世代中。你的答案肯定了两件事：一、是神的旨意要把这失落了的世代重新恢复在原来的地位上；二，而你本人不但有力量也有权去恢复它。”
“……在我能同意你的见解之前，我必须要先能看见教会不但是在起初的时候有合一的光景，而且在今天也是神的心意，要把她恢复原来起初的荣耀；还有，三两个，或二三十个的团体，在同一地区自发的聚会，这些团体，每一个都能称为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本该是包括地上每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所有信徒的。你还要使我看见，靠着神所给的恩赐和力量，你能把所有的信徒召聚起来，也能理直气壮的指出，那些拒绝邀请的人是分裂教会的、自招咒诅的，也是神的教会的门外客。让我在这儿提出一些重点，是那些坚要建立教会的人所忽略了的；他们的心思全部贯注在自己的教会上，几乎看不见那宇宙性的教会。”
“根据圣经，地上众教会的总和，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或者可以这样说：是在地上的那属灵的教会。不论在什么地方，教会就是那组成属灵教会的一部份的信徒的团契，而这些信徒是组成在这地上的基督整个身体的一部份；如果有人不是属于他所居住的地方的教会，他根本就不属于基督的教会……。”“教会情况败坏；……假如那自称为教会的，情况并不败坏，那么我要问那些脱离正统教会的弟兄们：你们为何要脱离呢？既是如此，那就要承认教会是败坏的——离经背道，离开了起初所站的地位。……”
“那么，圣灵又如何作工呢？既是这样，人的信心应该如何活出来呢？我要说：要承认教会的败坏，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因而要谦卑下来。至于我们对这光景要负上责任，我们是否想只须动手补救一下就行了呢？不能如此，因为如果我们要这样动手尝试的话，就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谦卑下来。不如让我们谦卑的俯伏下来，听神针对这光景而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不要像那无知的小子，打破了宝贵的瓶子以后又设法把碎片再粘合起来，企图遮盖那些裂痕，以掩人耳目。”
“我这一番辩证，是针对那些企图要重新整顿教会的人。如果有真正的教会，也不该是这些人去建造；如果说：真正的教会起初是有的，但现在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就是说，现今的世代败坏，教会已经完全离开了起初的地位。于是这些人自命要去重新建造；就是这一点，他们就得要提出充份的理由，否则就没有根据了。……人若要因此而动手重新建造教会，使众教会回复到起初所站的地位，那就得先承认教会目前的失落，自己既没有顺服神的见证，也没有认识到神在今日的计划和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要去查证众教会是否老早就在圣经写成的时候就存在，而是要查证：真正的教会在因人犯罪的原故，而不复存在，信徒也四散以后，那些自命要负起使徒的职份去重建教会、使时光倒流，重回当年的光景的人，是否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是否由神赋予能力，使他们能完成自己所揽来的使命。……我要查考寻求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所论及失败了的教会的光景，而不是自认有本领可以去实现圣灵所说的教会起初的情况。”
“我要指斥的是：有人盲目地跟从了人的思想，模仿圣灵所记载当日存在在早期教会内的样式，却没有真真实实的去寻求神的话语和圣灵针对我们现况所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模仿使徒，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若有人告诉我们说：众教会所受的命令，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适用的。那我就要问：如果那个时代，或某处地方，有形式的教会并不存在的话，这些命令还适用么？于是我们回到那个疑问——既然整个时代都败坏了，谁去建造教会呢？……”
“若有人问我：在目前教会所处的光景下，神的儿女们应该作甚么？我的答案很简单：他们应该与世人分别，在基督身体的合一见证里，彼此聚会。……至于在细节上，就要留意主的应许：‘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这是凡爱神并抛弃世界的人所需要的。你们这些作神儿女的，作耶稣的门徒的，要留心主的应许。假如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中间；神也使祂的名在其中，就如昔日祂使祂的名在耶路撒冷祂的圣殿中一般无异。你们不必需要什么，只须凭着信心聚会，神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看见祂的荣耀。……还要记得：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就擘饼纪念主。……神若差遣人，或在我们当中兴起人来，喂养我们灵性的所需，那就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又存着感谢神的心，都是照着神所给他的各样恩赐。……永远不要定下什么规则；圣灵必定要引导你们。……至于说到纪律，记得：断绝交通是最后的对策。……保守主的桌子的圣洁是最积极的要务，……我们是要向基督负责任的。不错，在某种情形下，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抗拒罪恶（犹23），可是，我们得慎防落在论断中，就如慎防自己家中起火一般……！“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算整个的组织系统归于无有，我仍能回到起初那些宝贵不变的原则里，就是那不但带着基督的名字，也带着祂的权能的源头；那联系众人和释放众人的能力，正是那位使“两个”或“三个”人聚集起来的主。”
至于说到离开某处聚会，或所谓另外设立桌子，达秘说：“我并不像一些其它弟兄那样恐惧这些事，但我必须说明我的理由。如果那个聚会就是该地的教会，那么，人若离开该处的聚会，就是叫自己与神所呼召的教会分离。虽然无论在那里，若有两三个人奉基督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当中，而教会的祝福与托付，也按理该在其中，但是，若有信徒建立起一些组织作为教会，又用教会的名义在其中行什么宗教仪式，那我就应该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是假冒的，也没有摆出应有的见证，就是神要我们表明的，指出教会正在败坏中；那处聚会已经没有了神的见证，没有了他的子民的桌子……。可是，另一方面来说，为真理摆出合一的见证，是从上而来最大的祝福，因此，如果有人凭着血气，离开了那两三个人的聚会，而这两三个人是在基督整个身体的合一的见证中，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那么这个人的离开，不但是分裂教会，而且他定规会失去神同在的祝福。”
在瑞士，有不少人反对达秘的见解，其中最突出而又最有能力的，是若查特（AUGUST ROCHAT）。他指出达秘的所谓“教会在败坏中”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教会是那完整合一的身体，是不可能败坏的，纵然有个别信徒有失败软弱，也不能使教会败坏；他又指出：圣经有提及地区性的教会，但从不把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团体称为那教会，把她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教会。教会应当是信徒的组合，必须包括历世历代在各地的信徒，连那些不再活在世上的，及那些还未出生的，都包括在内；在各地方的教会，不过是信徒因彼此相爱和肢体交通而聚集一起。达秘说：只有使徒，或他们的代表，才有权在教会内选立长老，可是在这些离经背道的日子，教会只能承认那些有神的恩赐而专一事奉的人，但不能作任何正式的指派。若查特却驳斥说：圣经里没有任何一些经节是支持这一点的，相反地，众教会有权为教会中各种事奉选立人，并把他们带到使徒面前，让使徒给他们按手，承认他们的职事。若查特也不同意达秘把“败坏”、“离经背道”等字眼用在教会身上；他认为属灵的事物的安排，都不会离经背道，只有个别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真正的教会决不会离经背道；神的话语也从来没有提及教会有离经背道的事。
达秘这些见解，就是论到每个时代的失败的理论，尤其是论到“教会的败坏”，并其它引申出来的结论，正好使他在原则上与其它在教会历史上主张保持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或是那些主张以圣经为永远的正确的指引的人，背道而驰。
他认为作为教会的指引的圣经中的书信一经完成，众教会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这个见解是对的话，那么新约圣经的大部份，对今天的情况而言，就不再适用了。
他的教导，抹杀了众教会各自独立并直接联于基督的事实，引进了一个整体的主张；人得以进入教会，或被摒于教会之外，是超越地区性的；换句话说，是以公会的原则代替了地方性教会的原则。
达秘虽然不赞成设立众教会，（意指地方教会：译者注）可是他所主张的两三个人的聚会，却具有管治的权力，不但是在个别地区的圈子里，而且更伸展到一切有关的团体里。
达秘的见解，虽有不及之处，可是他的一部份教导，也实在是把圣经中的真理恢复过来；这些教导，极有能力，也为多人带来了祝福。他不但指出当时各公会的缺点，他的事奉也能挑旺信徒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话的爱慕，使人有更多的儆醒，等侯主再来；他又强调圣灵的自由运行，随己意把各样恩赐分给基督的身体内的众肢体。在他所带领的聚会中，有许多人蒙恩；这类性质的聚会，迅速扩散到各地，不但在瑞士，也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及向更远的地区扩展出去。
这些信徒们彼此间有着紧密的相交，这就引起许多人渐渐脱离了一些从前与达秘也有联系的聚会。一八四二年，部地华（BOURG DE FOUR）的聚会中有六十位信徒脱离该处聚会，转去达秘那儿聚会，而在花特丹（CANTON DE VAUD），也有不少人离开了自由教会，转去随从达秘教导的聚会。
达秘所发展的主张，被人指为有危险的倾向，甚至有一些对他本人仍心存爱戴的友人，也不免有这样的反应。这一点，可见于葛若弗斯于一八三六年临离开英国重返印度前写给他的信，内文如下：“……我盼望你能确实的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的心与你疏离，也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减少我对你的信任；我深信那曾使我受吸引的那些重大又丰富的要义，仍不断在你的心中发动。虽然我感觉到你已离开了以前你曾高举的原则，而且在原则上拾回你过去所唾弃的，但我心里仍然满心信赖你对神心意的爱慕，并且相信不久你就要看见，你起初宣称所要脱离的系统的一切谬误，已开始在你们当中萌发出来。你多半不会因你自己的心思的活动而看清这个趋势，但你可以从自起初就认定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人的作风中觉察出来；他们并没有你那样的经历，也没有那些最早与你在一起的弟兄们的经历，他们并没有实际地经历痛苦及忧伤，他们无从认识到那能在无法言喻的黑暗中仍能独存的真正的真理，因此他们无法存怜悯同情的心；而你们中间的联结，不再是出于亮光及对真理的爱慕，而是纯粹基于训诲和理论；你们当中的管治，虽然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显出来，但不久就会叫人感到那纯粹是出于人的权柄。别人并非因你所见证的而认识你，而是因你所提出所要反对的来认识你；事实不久就证明你是在反对所有的人，而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有人曾坚称……我已改变了信仰的原则，我所能说的却是：以前我所宝贝的在神的话语中所发现的真理原则，我今天所感受的，更是十倍于当日的，因为我发现，在目前的教会的情形下，在各种不同的困境中，这些真理的实用性，屡试不爽；我也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与人分享，不但是与个别信徒，也是与集体的信徒，而我却没有附从他们的谬误。我从开始就认识到，我们彼此相交的原则是在乎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同作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起初同有的心思。可是你那些小型的聚会演变的经过，表明它们不再是为那荣耀纯全的真理站立，而仅为见证你们所认为别人的错谬而站立，这一点，使我对它们的评价由天上降至地上。……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同有的心思是如何最有效能地去表彰我们从主耶稣得来的生命，（我们深知这才是那好牧人向神的儿女们的呼唤），并盼望能在别人身上找到同一的生命；而当我们确信找到有同一生命的人时，我们就凭着神对这同一生命所发出的应许，嘱咐他们来与我们分享那在同一位圣灵里的交通，（虽然他们的心思在别的方面或许会过于偏狭），敬拜我们同一的元首；我们接纳他们，如同基督接纳他们一样，把荣耀归给父神。再者，在真理的范畴内，我们有自由与他们分享聚会，纵然不能是全部的聚会，起码可以是部分的。……我实在宁愿包容他们的错处，而不愿失去分享他们的好处的机会……。我心中确信，因着你从主那儿所得的教导，总会有一天你那宽广丰富的灵要冲破这一切的限制，冲破那些心思比不上你那么宽广的人所施加在你身上的限制明显的发表出来，切切的要使那永活的元首的众肢体早日成长，满有长成的身量，而不是受困于那些小型的聚会，这些为数不小，以你为创设者的小型聚会。”
过了不久，达秘的一位亲爱的同工威勒蓝（WIGRAM）——，写了一封信谈及在伦敦的聚会，并提出是否要考虑设立一个控制各处聚会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信中说：“在这些地区，圣徒相交的聚会，应该如何加以指引？为了主得荣耀，为了加强见证，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负责管理范围内所有的聚会，并照着能力所及去引导它们？还是任由这些聚会成长，彼此无须有联系，各自照着各自的能力而独立自由发展为好呢？”
一八四五年，达秘在往访欧洲后回到普里茅斯，要处理他以为当时因牛顿的影响和教导而在教会所产生的不满意的光景。在这两位能力过人的领导者之间，长久以来已存在着一些分歧；在有关时代的真理、预言、和教会的次序上，两人所持的意见并不相同，因而双方唇枪笔战已有一段时期，结党分争的迹像已渐渐形成，这一回因达秘的到场而更趋白热化。在一次主日聚会结束的时候，达秘宣布他决意“离开聚会”的决心，数星期后，他开始和一些拥戴他的人在别处另行擘饼纪念主。两年以后，有一份牛顿以前讲道的笔记，落在拥护达秘的人的手中，讲词内包括了一些对诗篇的讲解；达秘和他的同工便指称在这些讲解内，牛顿在述及其中的经文是如何应验在基督身上时，提到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和在十宇架上所受的痛苦的那一部分，与正统信仰的解释不相符。这些受到批评的笔记，并没有经牛顿本人过目，便予以发表，还加上附注，把不合正统信仰之处胪列出来，并将推论列明，归纳以后就给牛顿加上异端的罪名。至于牛顿，他立刻拒绝那些从笔记内文中推理出来的指责，而且坚称他毫无疑问地确信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的真理，并未被罪所玷染，但他承认自己所用的字眼，容易使人引起误会，使人错解了，而透过推理作出并不正确的结论；于是他发表了一篇自白，题为：“为某些信仰谬误发表声明和坦承书”，在其中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亦承认这些是过失，并收回以往一切在文字上或口头上提及过的这些谬误的话语，且表示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深感歉意，并祈求主不单赦免他，还要铲除一切恶果。但是这份声明，并未能使攻击牛顿的人改变态度，他们继续大力的抨诋他，并不理会他所否认的，继续指明他在传异端。
当普里茅斯教会发生分裂时，在布里斯多的毕士大堂事奉的穆勒和革拉克，及该处的教会，并没有袒护任何的一方，他们保持中立，仍旧承认双方都是主内的弟兄。
一八四八年，有两位给达秘在普里茅斯的聚会驱逐出来的弟兄，来探望布里斯多的教会，照往常的惯例，在毕士大堂聚会擘饼；当地教会在仔细验明他们的信仰，证实并没有受给人指责的牛顿的谬误所影响后，便照以往一样的接纳他们。当时达秘便要求毕士大的教会就普里茅斯的事件作出判断，可是毕土大的弟兄们拒绝这样作，理由是他们自觉不配在这件事上批判教会，而且辩论这类的问题会引起争端，可是到了最后，又因同时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他们结果提出这问题来加以考虑，并因此写信回复说：“凡支持牛顿先生的见解或单张，或为他辩护的人，一个都不能接纳一起交通，”接着又说：“就算写这些单张的作者，在基本上是个异端份子，我们也不会保证一定拒绝那些曾接受他的教导的人，除非我们查明他们本身也接受并吸收了这些与基本真理相违背的见解。”达秘收信后，就写说：“我不能不将毕士大的事例摆明出来，我认为整件事是与弟兄相交有关；因此，既然不能把公认是撒但的工作及权势抵挡出去，保护基督所爱的小羊不受害——既然弟兄们不能承担这一份为基督的事奉，那么他们就不能称为身体，因为基督的身体是该有这份承担；他们的聚会就真要成为羊群的网罗了。……我绝对……没有意思要减少我个人对革拉克弟兄和穆勒弟兄的尊敬，原因是他们以往用信心使神大得荣耀，……但我要提醒弟兄们，本着他们对基督的忠心，和对他所亲爱的灵魂的爱心，他们要凭信筑起围墙，抵挡这些罪恶的势力。凡爱护穆勒及革拉克两位弟兄，或他们本身的安舒，过于对基督所亲爱的圣徒的爱慕的，有祸了！我要坦白的作出声明，凡接待自毕士大来的，（除了那些对以前发生过的事全不知情者以外），就等于是向这像瘟疫似的可憎的邪恶势力大开门户，我们曾花了不少代价才能从其中脱离出来。在毕士大，他们正式并故意承认，他们决不去查究，（这本身就是个拒绝防避毒根的原则），事实是掩饰其词。那么，那些接待毕士大的人的，就等如在心思上与这些犯错的人同走一路，因为作为身体的教会如此行，就要共同负起他们所认可的错谬的责任。假如有弟兄认为可以接纳那些妨碍基督的见证和荣耀的人，或包容那些引进谬误虚谎的说法的，他们最好还是明说出来，好让我们这些不愿意这样作的人，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至于我，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去毕士大，也不会去任何肯开门接纳从那里来的人的聚会那里。……”
就是这样，他们与毕士大教会就断绝了交通，也与一切仍保持与毕士大教会相交的聚会断绝了往来；表面上看来，这项行动是基于信仰上的争辩，可是毕士大的教会事实上从来没有主张过那些谬误的信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这样：毕士大的教会所行的，其实是达秘起初所行的，就是持守个别聚会的独立性，坚持聚会有权接纳每一位经教会认为是已重生得救并有完备信心及行为的信徒；可是到了此时，达秘已经离开了他原有的立场，对有组织性的众教会采取了“大公教”的立场，就是排斥那些凡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教会，确定了要服从一个中央权力支配的主张，而在当时，这个所谓中央权力，就是他自己和他在伦敦所主持的聚会。这么一来，弟兄相交就不再是基于同一的生命，而拒绝与毕士大的教会相交也成了事在必行了；如果有人拒绝与毕士大教会断绝交通，他们必不会受到任何的宽贷。
达秘虽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叫大家改变过来听从他，可是，在他继续大力宣传之下，不少教会终于屈服了，同意在接纳交通的原则上，以对方是否肯与毕士大的教会断绝交通为原则；断绝交通的根据，是因他们所持的谬误信仰，而事实上，他们却从来没有这样主张过。这些听从了达秘的教导的众教会，由于他不厌其烦的重复儆告，居然真心相信他们与毕士大的弟兄们断绝交通，是因为他们接受牛顿的错误主张；事实上牛顿本人对这些主张已极力加以否认，而毕士大的教会，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主张。听从达秘的信徒们的这种作法，一直维持下去，甚至在西印度的黑人弟兄们，也要批判毕士大的事件，而在亚尔卑斯山区乡村内的瑞士农民弟兄，也要遵命查证牛顿的谬误信仰，并要公开的拒绝它。
这样的做法，自然免不了带来更多的分裂，就是在达秘还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产生了这些分裂的现象，各派都坚持己见，互相排斥不遗余力，其程度不下于他们联合对抗葛若弗斯和穆勒的热心。
那些没有随从达秘的其它教会，继续努力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这些教会，在许多方面虽各有分歧，但因为他们都不认为任何一处教会有权柄断绝那些在主张上有分歧的教会的交通，所以他们并没有引起教会的分裂。其中有些提心吊胆的防避达秘的随从者那种“闭关”的作风，自己却在不多不少的程度上，也成了闭关弟兄，但是，其它的则仍然维持与众圣徒的相交，他们虽然不断受到那些离开他们的人所诬蔑和排斥，但仍然乐意接纳这些攻击他们的人，也承认他们为弟兄。卓曼的表现，正代表了他们的态度；他不愿使用“闭关弟兄”这些难听的字眼，而称他们为“所亲爱的弟兄”，并说“这些弟兄是为了良心的原故，拒绝与我相交，同时也拒绝我与他们相交。”
那些与卓曼同一主张的众教会，就是坚持相交的原来立场的那些弟兄们，人称他们为“开放弟兄会”。其中虽可能有一些个别弟兄或教会在心里存着宗派的私见，也可能因此称得上为宗派，（任何属灵运动，都会有演变为宗派的危机），但始终有不少信徒还是极力持守着合一的灵，他们绝对无意要叫神的子民分裂。他们一直保持极强的福音见证，远及世界大部份的地区。
这些运动的影响力，远超出那些有关的教会范围内所能作的。当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之际，歪风充斥在神学院内，脱离国教的团体的讲台，和英国圣公会的一大部分，都受到理性主义所侵蚀，但上述那些教会，他们一直绝对忠心的持守着神所默示的圣经原则，并且满心火热，极力维护这个原则，使好些在各处不同地方的聚会里蒙受信奉理性主义的牧师的教导的众信徒，因此得着有力的帮助。
类似这种遵守新约圣经教训及榜样的信徒聚会，在世界其它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他们并没有受到那些已远离圣经样式的组织的历史发展所影响，而且因着本身信仰的单纯，使他们能适应各阶层不同背景的信徒的需要，也能适应各种情况的变化。他们没有出版物，也没有作过任何统计调查，也不靠宣传，或呼吁外人协助他们的见证，因此在世上罕为人所知，甚至宗教圈子内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默默地为主作有效的见证，而这见证的能力，在逼迫来临的日子，格外显得可贵。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信徒中，也不断的有这类聚会的建立，把生命之道，满有能力的远扬四方，聚会也渐渐增加，他们的历史，往往叫人联想到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有人到过他们当中，这些人发现他们的工作，和主自己所作的相似，（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认识他们），“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以上已经提及到的一些接受圣经为神所默示的的个别信徒及教会；他们相信，无论在个人得救与行为上，和在教会的次序或见证上，圣经已经足够作为指引。
我们也看见了一些有圣品阶级的宗教团体兴起，渐渐的得势，并且发展出一套仪式主义（RITUALISM），成为那些专心奉行圣经教训的信徒的死对头。
另外有一种攻击圣经的势力，可以称它为理性主义，在十九世纪期间形成。他们撇开神的默示，高举人的理智，认为人可以靠理性寻索真理，以达于至善。
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突飞猛进，本可叫人在对神的创造的大工有更深的领会，但也叫另外的一些人起意在神以外设法解释万物的创造，为此，他们必须要证明，创世记所写关乎创造的记载，并非出自神的默示，而是出于人的无知；这些活在我们以前的人，所知无多。在自然的浩瀚领域内不断有新发现以后，各种学说应运而生；人以为这些理论是与创世记所记载的格格不入，因此就根据这些论说去证明圣经的不正确。当愈来愈多的新事物给发现以后，更多的新学说也随之成立，取代了旧有的理论；每样新学说都经它的立论者所吹嘘，他们身为科学界的权威，于是所创立的学说广受欢迎。一八五九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物种原始论” （ORIGIN OF SPECIES），正是这种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些不相信创造的事实的人，自然就不会认识那位创造者，跟着也就不会有因启示而得到的知识，因为神借着圣经的启示，是以神的创造作起头；没有了神的创造，也自然不会有那受造的人的堕落，也就无需有救赎，也不会有被救赎的可能了。结果，从人的心思中演化出来的新理论，将圣经所教导有关人的堕落撇下不谈，而以一套主张人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理论代替了，而这套理论，却是经常的在修改。有了这些学说，救恩的经历和得赎的指望，就成为不可置信了，就算这些学说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幸福，活在地上的人却都没有指望了。
虽然在大多数人的心思里，进化论已替代了创造的神，本来是从神而来的人，竟然要从其它的生物中去寻找他们的根源，他们并不认识神是救赎主，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相信，甚至在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中，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随从这些学说。如果说：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增加，就自然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圣经，这样说就错了。有许多人发现一个事实，他们愈多认识神在创造中的大工，就愈能欣赏到这些新发现如何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吻合，事实上，强说近代有知识有教养的人，都不会相信圣经，这是毫无根据的。若说人愈有知识，就愈不相信；或说：愈无知的人，愈多有信心；这些话都是与事实不符的。
奉行理性主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人并不是光有理智的；人有理智，也有心灵，而人的理智是受心灵所影响的。心灵——也包括人的性格、意志和感情——正是人的经历的中心，能左右理智，并运用理智所发出的悟性和理解能力。人的心灵运用理智，找出无数批判神的理由，发掘在圣经中所谓自相矛盾的地方和错谬，来支持他们对神和圣经的不信；但假如这个人，有了使他看见自己的罪的经历，认识他需要救恩，并有基督向他显现启示的话，他的心灵——就是指他的意志和感情——就会降服下来，他也会用信心去接受基督作救主，而他也就得着从神而来的永生，正如圣经所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他的理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虽然在能力、悟性及知识上，不会比以前好，也不会比以前坏，但这理性受到经历了改变的心灵所影响，就能在它以前所鄙视的圣经中，寻找到真理、美善、和启示，并且能在神一切的作为中，不断发现使他发生感谢和敬拜的因由。那曾逼迫信徒的扫罗，成了使徒保罗，就是个显明的例子。
在十九世纪期间发展出来的另一股抨击圣经的风气，称为“圣经批评学”。它本身，正如科学的研究一样，是有其价值的，但在理性主义之风所影响之下，竞演变出一些错谬百出的学说。自古以来，对圣经内文的批评验证，包括古卷抄稿的研究，都极有价值，帮助人发现一些抄写上的错漏，把圣经的内容、能力和意义，更丰满地发表出来。
“高层批评”，是把圣经中各书卷写成时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和其它外在的背景因素，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内，并分析其中文体的风格，从而推断出各书卷的写作年代及作者；这些研究工作，引出不少重要的发现。可是后来这些高层批评学者，采用了唯理主义的那种理解方法，在神以外去研究圣经，把圣灵的默示如何透过人工作，并与人同工这一点，完全撇开不管，结果带出了各种怪诞的理论。
圣经是透过特选的器皿——以色列人——而给世人的，摩西和众先知都是凭着神的命令去说话，他们所说的话，就记载在不同的书卷内，或在律法书内，或在历史书卷中，或在诗篇或预言里，由犹太人凭他们特有的慎重和坚韧的民族性，将这些话保留下来。基督和众使徒，都接受旧约圣经为神的话语，并加以充份引用，而旧约加上了新约部分，就完成了神的话。在历世历代中，这书卷——圣经——一直为人所接纳，承认是神所默示的，并在人的心里和生活中显出功效，证明那从上而来的能力；当然也一直有人在反对圣经，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这些反对的势力，才有了极端的发展。
高层批评在早期较突出的演变所产生出来的理论之一，是根据创世记里面所用的神的几种不同的称呼，因着这些不同的名字，有人就辩说这卷书一定是出自几位作者的手笔，于是有人别出心裁，把这卷书，和其它的一些书卷，分拆开来，硬说是分由几位不同的作者所写成，而不同的批评学者，也各采不同的方去去辩证；这么一来，摩西原来突出的性格就无形中消失了，不久还有人否认亚伯拉罕真有其人，又说其它较早的书卷中所记载的人物，全属虚构，只是神话中的人物，并且是将传说中的几个英雄人物汇集起来而构想出来的。到了一八三四年，锐斯（EDUARD REUSS）推出另一套新理论，使这些论调起了更迅速的演变。他说：律法书是在众先知书以后写成的，而诗篇的完成，更是以后的事。这项假设，引起了各方面对旧约圣经的各部分的推敲，设法要使这新创设的假定得以成立。同时，他们也认为新约圣经的神迹不可信，并大费周章地去解释，说这些神迹的记叙是如何的出于误解，只不过是一些传奇性的产物。他们将福音的历史重写，而任南（RENAN）所著的《耶稣生平》（VIE DE JESUS），和司特老司（STRAUSS）的《耶稣生平》（LEBEN JESU），有一段时期风行一时。后来这些批评愈来愈胡闹；只要是圣经肯定的，都差不多总要加以质疑。但是这种极端的现象，反而引起了反效果；许多给批判了的经文，重新获得肯定，而考古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许多被评为难以置信的经文在历史上的准确性。
这些意见上的冲突，引起了许多信徒更多钻研圣经，结果发掘出其中的更多真理和亮光。圣经仍旧是叫各式各样的罪人得着救恩的途径。
宗教人士所奉行的仪式主义，结果使罪人无法得以找到救主；理性主义则全靠那些深受其影响的牧师和神学家，而得以在近代盛行，并叫不少人落在不信中。奉行理性主义的人，也似乎成了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他们差不多全部垄断了神学院和传道人训练所，结果虽然羊群并不甘愿，也只得给他们牵着鼻子走，去往没有草场的地方；他们给羊群的教导，是叫他们相信没有所谓圣灵感动的默示，也没有创造主；没有那为救罪人而成为人的神的儿子，也没有神的儿子胜过罪恶和死亡，为人开通了回到神面前去的道路的那回事。这些理性主义者，把神的儿子贬低，只说他是个善人，虽然屡遭误会，仍不失为我们的模范。他们又说这些道理，可以带来世界和平与繁荣，并能引进世界大同；可是事实上世人所遭遇到的是战争，终日落在备战的紧张状态中，也只见罢工风潮，经济崩溃。这些不认识那位来为世人受苦受死的主的，也自然得不着因主再来的盼望而带来的希望。
在当时那许多抗拒这些学说，坚持享用圣经的大能，并见证出那是神所默示的话的信徒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当他十六岁那年二八五O年）悔改信主后，就参加了浸信会，接着就开始为基督作见证；一年以后，虽然他没有经过传统上的神学训练，却当起浸信会的牧师，开始传道，满有属灵的能力，吸引了许多人听道，以致聚会场所也不敷用，于是盖起足容六千位听众的会堂，一生就在此经常传福音，而且讲解圣经，满有恩赐，他为人真诚谦和，并协助建立起依照新约原则实行的教会，使数不清的人大大蒙恩。他紧紧的照着圣经的教训讲道，满有感人的力量，喜欢举例讲解，有时语带讽刺幽默，使听众久久不能忘怀。他的讲词流畅，读出来跟听起来一样动人，因此每次讲道后，讲词马上印发出来，分送到各地传阅，直至他去世以后仍然在流传。他感觉到当时在浸礼宗的圈子内，流行相信受浸可以叫人重生的说法，大大妨碍了福音的传播，于是他大胆的在讲台上指出这个谬误，并且印行出来，引起了许多抗罗宗和福音派团体的攻击。因为这一场冲突，一年后他退出了“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以后又因批判圣经之风暗中破坏人对神所默示的圣经的信心的歪风，渐渐的渗透了“浸礼宗联会”（BAPTIST UNION），司布真结果也退出了这个组织（一八八七年）。此举使许多人与他疏离，并且与他引起激辩，但另一方面，也使不少怀疑自己信心根基的信徒，大得鼓舞，在当时那困难重重的情势下，激励了信徒对圣经的真实性的信心。不久以后，因着古代历史文物的研究和近代科学的探索，结果更大力证实了圣经的可信性。
与此同时，圣经已渐渐广传各地，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圣经，也有更多的人因此悔改，信徒的信心也大得坚固。圣书公会和其它团体，不但继续努力工作，还不断把圣经翻译为各种文字，销路亦日益增加，销售圣经的地方渐多，销售各地的范围更广；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的结果，使远方各地的民族都得以享用这宝库。虽然有人并没有重视读圣经的自由，（他们的先人却为争取这自由不惜流血牺牲），但这些后来蒙召的，却在这方面比以先的人领前了。
踏入二十世纪以后，人类的文化在各方面突飞猛进；其情况有如雪崩一般，起初开始的时侯，伤势缓漫，几乎不为人所察觉，但后来速度渐渐增加。竟成了排山倒海之势，照样，人类文明的发展，早期缓慢，但到了这个世纪，就成了一股急流。空气中所隐藏的能力逐渐给发掘出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长期以来，人类就靠着呼吸空气而活，但现在的科学家已发现：空气运载光与热，也是电的导体，并且输送音波，使声音能转播全球各地，无数人可以同时收听；而气体可以承负各种进步的机械，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使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把世界各地更紧密联系起来。科学家研究物体的结构和性质，发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形态，并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变化多端的运动。在这些文化奇迹围绕下，人类的智能更形活跃，知识的运用更广阔，或利或弊，都在促使这世代快要达到完成的阶段。在这一连串伟大的成就中，圣经真理屹立不摇动，可以适用于人类生活不停变化着的各种环境。那些因信顺服跟随主的人，不论是在聚会中、或散居在各地的，都发现到这指南针永远指向基督；圣经的话曾指着基督作见证说：“万物是借着祂造的。”神曾差遣祂到世上来，“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那些以圣经为指引及榜样，并根据其中的原则而行的信徒，并没有受到唯理主义所影响，正如他们并没有受仪式主义所影响一样。这些信徒成了抵挡不信的恶势力的坚固营垒，也是那些寻求遵从神的话与同一心志的信徒交通的人的避难所。他们人数日渐加添，并且扩散到各地去，而圣经所到的各处，不停地有新的教会在各地同时建立起来，这一切现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深信，就算有许多不同的宗派离开真理，其中必有信徒兴起，跟随以前的圣徒的脚踪，成立信徒聚会，实行圣经的教训，向人宣扬那牧人的福音。而宗教界的人士，也有因决意回转到神话语的原则上去，而带来教会的复兴，这种情况会继续发生的。那曾作宫廷教牧的胡司、作修道士的路德、路德宗的牧师施本尔和夫兰克、和英国教会内的韦斯利兄弟俩和威特腓德等，都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当这些人一旦从抑制他们的信仰的桎梏中逃脱释放出来以后，他们以往所受的训练和经历，就叫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效能。―― 博饶本《走天路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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