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俄罗斯
一七八八——一九一四，八五O——一六五O 一六一二——一九三O
一八二三——一九三O 一八二八——一九三O
门诺派和路德派信徒移居俄国——门诺派教会独享特权，因而变质——乌斯特（WUST）——复兴——门诺派弟兄脱离门诺派教会——门诺派教会复兴——俄国教会的聚会遭受禁止——准许圣经俄文译本流通——圣经翻译——路迦士（CYRLLUCAS）——斯顿得教派（STUNDIST）——福音传入俄国的各种途径——教会增添——俄国的政治局势引起迫害加剧——放逐——放逐出境的事例和新约圣经的影响——神圣议会（HOLY SYNOD）反对斯顿得教派属下的教会——福音派信徒和浸礼派——俄国境内动荡不安——容许宗教自由——教会激增——取消宗教自由的法令——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府产生——试图扫除宗教——信徒受苦与教会增长——共产党屠杀信徒——盎肯（J.G.ONCKEN）在汉堡建立的浸礼会——逼害——对宗教宽大的政策——圣经学校——在俄国的德国浸礼会信徒——美国的馈赠——拿撒勒教派（NAZARENES）——弗若列池（FROHLICH）——带来复兴——被逐出教会——匈牙利工匠与弗若列池相遇——布达佩斯（BUDAPEST）的聚会——拿撒勒教派的传扬——因拒服兵役而受苦——弗若列池的教训。
十六世纪门诺在荷兰工作，使教会得着复兴。这些信徒的后人，在俄冉遮皇子粉碎了西班牙的统治势力后，享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仰自由，教会更形蓬勃。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变成了当时的权贵，但在普鲁士，门诺派信徒却成了受苦被压迫的人，部份原因是因他们拒服兵役，处境极为困苦，因此当俄国加德林二世 （CATHERINE II）在南部新占领的地区内，为他们提供田地，及应允他们宗教自由及免服兵役的时候，他们便雀跃万分，认为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
最初起来回应移居的，是那些最穷苦的信徒。一七八八年，第一批迁徙的共有三百二十八家的人，人数约有一千五百，翌年徙至伊卡德连诺斯拉夫省隽（EKATERINOSLAV）定居。起初的时候，移民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接踵而来的移民渐多，其中有家境比较富裕的，他们几经劳苦耕耘后，生活渐入佳境。俄国政府对这些移民曾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振兴农事，提高该区的生活水平，这个期望也告实现了。该区土壤肥沃，农作物年年丰收，人民住居的环境渐渐改善。四周居住的俄人及鞑靼人，以前从没有想过去开垦该区的，现在眼巴巴看见这些移民的收获累累。除了来自普鲁士的移民外，还有来自禹尔登堡因受迫逼而流亡的路德派信徒，其中多属敬虔派的。
这块小小的殖民区，慢慢的扩大，不久便在俄国南部伸展到克立米亚半岛（CRIMEA），沿着伏尔加河（VOLGA）下游，横过高加索山脉（CAUCASUS），直至西伯利亚（SDERIA），远达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及邻接中国的边境。这些移民并不受周围的文化所同化，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及生活习惯。在这庞大的帝国内，这些移民故居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SLAV）和其它的民族中，尤如汪洋中的孤岛一般。
政府给予这些门诺派教会的特权，很快便使教会变质。为了要享受特权，人人争取参加教会，办法就是在指定的年龄受浸为会友，或借着结婚而取得会友的资格；这情形一反以往的规定。以前凡参加教会的，必须要信靠基督，并有重生得救的明证。因着这些改变，门诺派教会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家教会，信的和不信的，一概接纳，道德的表现因而迅速腐败。新来的移民，原来生活严肃敬虔，不久亦因此而堕落了，酗酒、不义、及贪婪的事迭生。可是，有一小群敬虔的移民，始终抵挡罪恶，并且痛惜教会的见证失败。
信徒们为罪忧伤的祷告，果蒙垂听。神在他们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了他的仆人。禹尔吞堡的一个小客栈的店主的儿子，名叫乌斯特（EDVARD HUGO OTTO MUST），他父亲送他去念神学。他在杜平根（TUBINGEN）大学攻读时，生活靡烂腐败：考试合格后，在一八四一年，在禹尔吞堡的国家教会内供职。他凭着天性的热诚，全人投入了工作。后来认识了敬虔派、摩利维亚派，及循道宗的信徒。三年以后，他给按立为牧师，心里经历了改变，摆脱了一切缠累的罪。一八四五年的一个清晨，他得着因信赦罪的平安，并得着成为神的后嗣的确据，心中满了无比的喜乐。他的讲道及查经，动听而又满了能力，不但吸引了多人归主，也引起国家教会人士的嫉妒忌愤，使他在工作中到处受到制肘和欺侮。后来得到敬虔派信徒的介绍，前往俄国南部一个脱离国教的教会工作。年廿八岁时，他在该教会第一次站讲台；他身材高大壮硕，声音洪亮可亲，听道的人都深受吸引。在讲道的时候，他引用圣经，说出自己内心的经历，指出基督救赎的大功，可以确保信靠的人稳妥得救。该教会平日人数已不少，现在又加上来自各团体的听众，其中也有门诺派的信徒。乌斯特并不受宗派分裂的歪风所影响，因此不久以后，他也在门诺派信徒家中查经，并且在他们的聚会中讲道，带来了大复兴；不少罪人深受感动，纷纷悔改，并且因信而得着心灵里的安息；许多人离弃罪恶，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反对的势力亦接踵而来，他们不许乌斯特用门诺派聚会的地方；可是这些行动，并不能阻止复兴的扩展。但是有一少部份信徒，因充满喜乐而任凭自己落在过份兴奋狂热中，以为这些狂热感受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幸而这些容易导致愚昧及罪恶的现象，很快就受到控制；复兴的善工在教会内外受敌的情势下，仍旧得以维持下去。乌斯特死于一八五九年，时年仅四十二岁。他在世时，有些重生得救的门诺派信徒，到他所负责的教会里，与其中的信徒一起守主餐。
乌斯特去世后，在同一年里，有一些门诺派的信徒，感到不能再留在原来的聚会，与未信的人一起守主餐，于是开始按时在各信徒的家中擘饼纪念主，参加的人都是相信并承认基督的。这项行动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信徒们本身并不愿意教会分裂，但到了这个情况下，有几位最后还是离开了门诺派的教会，后来其它的信徒也跟着离开。一八六O年，这些脱离门诺派教会的弟兄们，另立聚会。
原有的门诺派，对待这些新成立的弟兄聚会，就像从前国家教会对待早期的门诺派信徒一样，他们谴责弟兄们，提议把他们交由地方政府去惩治，要求剥夺他们所享有的一切特权，甚至恫吓要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与政府交涉的公案，拖延了好几年，在这段期间，弟兄们受了许多的苫。最后政府判决：门诺派信徒，不论属原有教会或新成立的教会，一律享有原来的特权。
这些弟兄们的教会，稳定地增长，圣灵的各种恩赐，也丰丰富富的在他们当中显明出来。当他们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上决心要依照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去实行的时候，就领会到门诺派教会的洒水礼，并不合乎使徒的原则。于是他们就为信的人施浸。后来他们又领会到，应该与众圣徒相交，不应把交通的范围限制在门诺派的圈子内。有些由海外或别处来的弟兄，在他们中间探望事奉，扩大了他们的交通范围。
这些经历，为门诺派教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虽然在聚会中仍然混杂有不信的人，但这些留下来的人，一样感染到那曾使别的信徒离开的圣灵工作。牧师传讲福音的时候，拯救的大能照样彰显出来，其中悔改得救的人，学习过敬虔的生活，为四周的人作出美好的见证；犯罪的人受到申斥，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甚至连未信主的人，也因而提高了道德水平，而原有教会和弟兄们间的芥蒂，也慢慢的消失。双方的信徒，虽然意见仍旧分歧，但能分享在基督里的彼此相交。
许多信徒，看见很多世人还没有得救，对传福音的急需，心中满了负担，于是派遣传教士到印度及其它的地方去。这些在俄国的移民，家道渐丰，有些人就渐渐趋向物质的享受，但也有不少人心里敬畏神，为了推广神的国度，甘愿奉献钱财，他们又有大批移居到美洲去。所以他们能把信仰借着各种的方式，从他们那有限的范围，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可是，俄国政府虽然准许这些门诺派的人士享有特权，但也规定他们所当负的责任和该受的各种限制。他们不须服兵役，但适龄的青年均须为政府植林伐木；在这段服务的期间，他们不得在俄人中间举行聚会，也不得向希腊正统教会的人士“宣传”信仰。他们如果遵守规定，就可以自由的聚会，所以他们也乐于遵从。在这些散布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平原上的门诺派信徒的村落内，都有经常的聚会，也很蒙恩。他们所雇用的俄藉工人，为数不少，他们有机会参加每天在信徒家中所举行的聚会，因此听见了神的道。男人在农庄上干活或上市集时，就有机会和别人交谈；妇女在家中或田间，也可以与别的妇女碰头；他们在这些交谈的场合里，常常的提及圣经。
俄国人民并不认识圣经，在东正教堂内所念诵的，是那没有人能听得懂的古斯拉夫语。又因为在教堂内聚会并没有讲道，聚会的内容，就只是循例作完各种礼仪，唱些悦耳的诗歌，至于神的启示，人所知道的实在不多。当时的正统教会并不反对圣经的流传；他们也教训人民尊重圣经，指出那是神的圣书。因此这些本性热衷宗教的俄国人，都很爱慕认识那本人人敬重的圣经的内容，所以当奇妙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许多人就立刻接受了救恩的信息。
斯拉夫民族的文学，始自圣经。这一种现象，在许多其它的民族中也屡见不鲜。在九世纪的期间内，为了要把圣经传给俄罗斯民族，区利罗（CYRIL）发明了一套字母（CYRILLIC ALPHABET），是把部份的希腊字母，合并到古加拉各利文字内而组成，用以发出斯拉夫的语音，又藉此把新约圣经的大部份翻译出来。他的同工麦托丢（METHODIUS），用尽苦心去推广这套区利罗字母的应用，对抗那些主张用拉丁文的人。这种古斯拉夫语的圣经文字，由摩利维亚散播到各处去，代替了希腊文，成为大多数希腊东正教国家的教会所采用的文字。后来各种斯拉夫语系衍变成各种语文，这种古老文字就不复为人所用。但在十一世纪时，基辅（KIEV）的俄人统治者雅若斯拉夫（YAROSLAV），把圣经一部份译成当时通用的语文。
在十四世纪期间，一位牧养教会的弟兄和一位作教会执事的弟兄，为了鼓励人读经，来到皮斯哥夫 （PSK0V），后来又在诺弗哥若（NOVGOROD）举行聚会，当地正有大批人参加展览会。这两位弟兄，指出正统教会的神甫，在受按立时，并未得着圣灵；他们所主持的圣礼，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又指出：教会是真正基督徒的团体，可以自由选立长老；信徒聚会时，亦可以自行守主餐、施浸、及传福音。可惜在当时，俄国人虽可以读圣经，但从来没有按圣经的吩咐去行，因此接受这两位弟兄的教导的人，受到了压抑，终而解散。
一四九九年，诺弗哥若的大主教，搜集了各种斯拉夫语的圣经译本，并将新旧约圣经分别印行。一五八一年，整本圣经的俄文译本，在奥斯托洛（OSTROG）面世。
希腊东正教，并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经历类似的改革，可是也曾有人试图加以革新，而作过这种尝试的人，却是来自其中的高层人士。路迦士（CYRIL LUCAS）（一五七二——一六三八年），出生于革哩底（CRETE），是当代的学术泰斗，学识丰富。他先后出任亚力山大的主教长（一六O二），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一六二一）。他在阿妥斯山（MOUNTATHOS）发现了一卷五世纪的圣经手抄稿，是当时已知的最古老的希腊文圣经。他将这古抄本由亚力山大送去给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现在仍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内，称为亚力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当他任亚力山大主教长时，曾把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与圣经的教训作出详细的比较，以后就决定离开教父们的教训，接受圣经的原则作为唯一的真理根基。他发现改革宗的教导，比较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都更符合圣经的原则，于是他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宣言”，说明他在多方面同意改革宗的信仰。他说：“有人认为人传统的理论，与圣经具同等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见地，我实在无法忍受。”他大力抨击变体说和圣像膜拜之风。他指出：那唯一真正的圣教会，应该是包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可是，在不同时代里，在不同的地方，有形的教会可能会犯错误，但圣经是永恒正确的指导，是信徒所应回转归服的。因此，他鼓励信徒恒常读经，在他们专心查考的时候，圣灵就会使重生得救的人明白其中的真理。这样的主张，出自这位当代宗教权威的人口中，不免引起强烈的反应，众人议论纷纭，路迦土给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结果他曾被黜多次，但每次都给召回。回教苏丹（SULTAN）的大臣也信任及支持他，虽然因此有助于他将职位保留，但反而有损于他的见证，因为众人认为一位基督教的教师，竞获一位回教首脑的支持，于理实在说不过去，也不合宜。当时在伯利恒举行的希腊东正教议会，开会商议以后，一致同意保留原有的教会规例，不赞成改革。但是，这位希腊教会的改革者所受到最利害的攻击，反而是来自罗马教会。他们借着耶稣会的阴谋诡计，多方阻挠路迦士的工作。最后的一次，当苏丹正要出发往巴格达的途中，他们趁路迦士不在场，冒认他的身份；苏丹匆匆下令判他死刑，他就在君士坦丁堡被绞毙，尸身给抛入海中。他死后，希腊东正教议会还不断批判他的信仰。
沙皇亚力山大一世，鼓励英国圣书公会在俄国设立分会，并且授以特权。于是在帝国内的各地，遍设圣书公会。当时对帝国内所采用的各种不同语文的圣经译本，需求甚大，尤其是俄文版本，销量不断增加。多人有机会读圣经的结果，社会的道德为之一振；不少人回转归向神，专心跟随主耶稣基督，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神圣议会（HOLY SYNOD）更成了阻压圣经流通的首要份子。但一直到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权成立之前，为了满足那些渴慕神的话语的信徒的需求，圣经仍能借着各种方式，大量供应。
徙自德国的信徒聚会，按德文称为“斯顿得”（STUNDEN）；而当俄人信徒自己聚会查考圣经及祷告的时候，别人就称之为“斯顿得教派”（STUNDISTS），表示不耻他们离开原来的教会。可是这些信徒从来不承认这个称呼；他们自己彼此互称弟兄。
这些信徒查考圣经的结果，使他们得着异常的启示和能力；这才知道自幼所信奉的宗教，并没有使自己真正认识神和在基督里的救恩，因此他们彻底离弃罪恶，以全备的信心和爱心，接纳基督为救主。他们看清了国家教会和圣经的教训两者间的冲突，终于离开了国家教会，照着自己所领受的圣经教训去行。
德籍移民为信徒施洗，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施浸；希腊教会有施浸的作法，但仅限于婴儿。俄国的信徒为了彻底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专心查考圣经，绝不接受当时风尚的影响。当他们一看清了新约圣经的教训是“信而受浸”以后，马上就贯彻到底，立刻实行起来：全境所有的信徒，都照圣经的教训去行。他们又认识到：擘饼纪念主，是主的命令，并且是仅为信徒而设；在这方面，他们也乐意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后来他们又开始领会宇宙性的教会，和地上众教会的组成，明白到所有信徒作祭司的身份，知道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并且祂是随己意把各种恩赐分给教会，使圣徒称义，并使福音传给万人。
这些活动，人称之为“斯顿得教派运动”，迅速广泛的传扬开来，一群群悔改信主的人，纷纷个别的在各地成立教会，把教会的见证到处传扬。圣灵起初在那些外来的移民身上所作的善工，显明只是一点点的开始，到了这个时候，善工更发展到俄国广大的群众中去，发出更大的果效。可是，本地信徒却没有移民所享有的敬拜自由，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要忍受逼迫；可是，他们那股为道迫切的热诚仍然持续下去，不能打消。
福音得以传遍欧亚两洲广阔的地土上，主要当然是归功于门诺派信徒的工作。但是除了他们以外，当时也有其它的信徒为主作见证。伯纳肯柏尔（BOHNEKAMPER），原是巴色会（BASLE MISSON）派住高加索传道的信徒，后来遭当地赶逐出境后，转往阿廸沙（ODESSA）附近的德人移民区内，担任教会的牧师。他为那些在区内工作的俄人，举行查经聚会，而这些人就把所接受的真道，带回去各人的家中。
此外，交谊会（SOCIETY OF FRIENDS）的格勒力（ETIENNE DE GRELLET）、阿伦（WILLIAMALLEN）及其它信徒，往圣彼得堡（ST.PETEMRSBURG），与沙皇亚力山大一世见面交谈，使他深受影响，终而同意下令把圣经译为俄文。沙皇承认他前半辈子没有见过圣经，到了四十岁那年才有机会接触到。但一经翻阅，他就手不释卷；发现圣经中提及世人的烦恼，正是他本人所经历的。他从圣经里得着内心的光照，发现这是唯一叫人得救的真理。他因此同意交谊会弟兄们的建议，准许圣经翻译及印刷销售，为俄国带来无比的福气。
还有一个苏格兰人麦勒威尔（MELVILLE），俄人称他为伊凡努维兹（VASSILIGIVANOVlTCH），是英国圣书公会的代理人，在高加索和俄国南部，花了六十年的时光，推广圣经的销售；不但使圣经流传更广，而且帮助购买圣经的人，把所学习的真道，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上。他终生不娶，一生致力于宣扬神的道的工作，成为那些负责经销圣经的零售商人的好榜样，使他们乐意学效他跟随基督。
新约圣经流传各地，使多人知罪悔改；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又把福音继续传扬出去。这一切，都是在其它传福音的弟兄们抵达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例子，在多地屡见不鲜，由北西伯利亚，以至里海（CASPIAN）南岸，都有这种现象。
同时由另一个方向，来了雅格（KASCHA JAGUB）；他是从波斯来的聂斯托利派信徒，获得美国差会（AMERICAN MISSION）的支助，来到俄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在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各地传道，差不多三十年之久。他专向穷人传福音，大有恩赐。
另一方面，贵族也喜闻福音。一八六六年来自英国的拉施塔爵士（LORD RADSTOCK），到了圣彼得堡，在一些贵族的家中，举行查经聚会，圣灵的大能显明出来。他那简洁直率的讲解，和所举出的清楚的例子，使上流社会中不少人士因此悔改归主，甚至皇室中亦有人受到影响。这些贵族坚持真理的教训，就与南方的工人农民信徒的坚守真道的表现一般无异；这些社会阶级地位大相悬殊的信徒，不久就如弟兄一般，彼此相交。信主的贵族们受浸以后，和其它的弟兄一起擘饼纪念主。上流社会的人士，与卑贱而且目不识丁的信徒一起聚会；他们能彼此连结，是因为在基督里分享同一的生命。
在这些信徒当中，有一位富有的地主，名字叫帕斯哥夫上校（COLONEL VASSILIJ ALEXANDROVITCHPASCHKOV） 。他在自己的官邸内举行聚会，自己也到处传福音——在会所及家中，甚至监牢和医院内。他运用他本身所有的财富，大量分发圣经，又印发福音单张及书籍，并且周济穷人，竭力推广神的国度。一八八O年，他家中的聚会遭明令禁止，但他不顾一切，继续聚会，于是神圣议会判决把他放逐离开圣彼得堡，后来更赶逐出国境，他大部份家业被充公没收。
德国浸礼信徒由德国移居俄国，后来更分布在波兰及其它许多的地方。他们享有信仰的自由，但政府规定他们只能在德国人当中传福音，不能向东正教教徒工作。不久以后，受浸的俄人信徒，纷纷成立教会，并且迅速增长。这些教会与别的教会之间，明显地有分别。浸礼会统属他们的教会联会，但其它教会则各自独立，直接归属基督；众教会彼此间的交通，就靠个别弟兄们的彼此相交，和传道弟兄的探望。此外，浸礼会内多半各有委任的牧师，而在其它的信徒教会内，弟兄们自由的事奉，并在信徒中间选立长老。
福音就是这样借着多种不同的途径，传入这辽阔广大的地域内。俄人接受福音以后，自己成立了教会，没有让一些“外国差会”或外国组织掺杂在其中。从开始的时候，俄国信徒就已明白：神的道是直接传给他们的，无须借助任何公会的组织；而使人与神和好的职份，也接着交付给他们。他们就存着一股无法压抑的热诚，为此尽心竭力，不管要付的代价是多大，因此福音很快就传开了，并且在全国内继续传扬出去，情形大异于一些仍留在外国差会的支持及控制下的地区。俄国信徒的人数，不久便增至数百万，教会亦数以千计。
打从开始的时候，这些教会就受到逼迫，后来逼迫愈过愈利害，并且蔓延迅速。当时的专制政权，大力压制个人的自由，以致人民纷纷成立秘密组织，多方设法打击政权，他们所采取的手段甚为残酷。这些虚无主义份子（NIHILIST）（亦称民粹主义者，译者按）所发动的暴乱和暗杀的行动，使统治阶层大感震惊，于是他们更加紧镇压。沙皇亚力山大二世本人，亟欲从事改革，但他没有认识到当前局势的险恶。数百年来暴力压迫所引致的人民积怨和愤怒，有如暴风雨前夕的情景。沙皇正要专心致力改革之际，于一八八一年，在圣彼得堡的街头上，遭虚无主义的恐怖分子所暗置的炸弹炸毙。这次事件触发了人民对极权政府的反抗暴动。继位的沙皇和政要的顾问们，不惜全力去粉碎革命的行动，连那些不赞成“神圣俄罗斯”的理想，反对政府及教会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都不免遭殃。政治分离份子、国内的非俄人、尤其是犹太人及大学人士，还有许多其它的人，都受到牵连；东正教会以外的信徒，统统被殃及。
经常利害逼迫信徒的，竟是神圣议会的会长——坡伯多诺次威（POBIEDONOSTSEF）。他把信徒判处监禁、又罚款，或放逐。神甫们更煽动群众跟信徒为难，捣毁他们的房子家业。信徒聚会受到禁止以后，他们转而秘密聚会，但一经查出，信徒就被逮捕惩治，因此更多的信徒，尤其是教会的长老及带领弟兄，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高加索等地，但福音反而因此得以远扬，因为这些流放至边区的信徒，到处为基督作见证。信徒遭逮捕后，有时会正式经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判决；但大部份的信徒，就只凭政府的一纸命令，就被驱逐出境，无须经过审讯的程序。信徒们遭放逐时，手脚都带着锁链，脚上的锁链又重又长，有时他们得用手捧起锁链，双脚才能移动。早期流放的人，往往要徒步走好几百哩；后期的则多半用车运载，车厢内只有一个密密钉上铁枝的小窗，用以通风透光。如果交通工具充足，犯人的妻儿们也得随行流放。负责押运犯人的士兵，态度粗暴凶残，兴到时就举起皮鞭，随意抽打犯人，其中也夹杂着其它的政治犯。途中所经的各地监狱，就成了他们驻足稍息的地方。各队犯人先后抵步后，就集中听候下一段路程出发的命令，有时须停候数小时，但有时要停候数月之久。监狱内挤拥不堪，人数过多的时候，晚上躺下睡觉，就只好迭卧在别人身上。牢内没有如厕或沐浴的设备，因此所有的人身上都长出了虱子及其它的寄生虫，有的人身上还长出脓疮，景况更形凄惨；食物简直叫人不能下咽；男女老幼，一律受到监管的人任意虐待， 他们亦无处躲避。官员中间或有比较仁慈的，但他们是当时政权施高压手段的执行者，因此也是有心无力。流放的人到了目的地，就各人尽力设法求生存；他们一经被分送到指定地点后，就不得擅自离开该地，虽然有时他们连当地的语言也一窍不通，他们也得住下来。途中给折磨而死的人很多；判期有长有短，有终生流放的，也有指定的年期，但到了期满，犯人正等待重获自由的时候，官方却会临时再加判，延长刑期。在俄国境内的好些地方，冲突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一面是信主的各阶层人士不断增加；他们借着神的话，寻找到基督作救主，决心跟随祂，并以神的话语为一切的依归。但另一方面，这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却正倾其全力去阻压，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返回去奉行那曾捆绑他们的偶像膜拜和死的仪文。可是，这些来自帝国及东正教会的压制力量，却无法胜过圣徒们那百折不回的坚忍和燃烧不息的热心。
当这些逼迫雷厉风行之际，新约圣经仍能在各地畅销，而且有事例显明，有人透过与高层人士的私人关系，获准在牢狱中探望囚犯，并分发圣经。贝特克博土（DR.BAEDEK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在这方面事奉主。可是，那些遵照圣经教训去实行的人，却遭受敌视，甚至被杀害。在给记载下来的无数事例中，有一些是可以让人对当时的整个情况窥出一点端倪来的。在波兰，有一个年青人，参加聚会，得聆福音，结果悔改了，离弃以往放荡犯罪的生活。他禁不住向人传讲自己所获得的救恩，引领了一些人回转归向神。后来他与其它的十三位青年信徒，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七个人在途中死去，其余七个人在狱中给囚禁了三年半后获释；可是其中六位，因在狱中染上了肺病，先后因病身亡，最后剩下来这一位信徒，因无从与在波兰的家人联络，（他已婚，妻儿均留在波兰），又身无一文，付不出返乡川资，只好流落西伯利亚以打铁维生。他不断的为基督作见证，后来并在当地成立教会，教会亦日见蓬勃。
此外，有一位年轻的妇女，与父母同住，家境富裕，她悔改信主以后，经常向亲友及邻舍传讲基督，后来她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但获准乘搭火车前往。当她所乘坐的列车驶经她家附近的车站时，大群亲友和同情她的人拥去围着车厢，车厢上的小窗钉上铁枝，外面的人只能依稀瞥见她的脸孔，但她却能清楚看见那些亲友。她对他们说：“爸、妈、我的兄弟姊妹和各亲友们，我爱你们，但我可能不会跟你们再见面了。我对自己所作的事，一点也不后悔；我乐意为我的主的原故受苦，因他曾为我受苦，并舍弃了一切。”列车驶出了车站，她的声音也渐渐远去，但人群中有一个男童，回家的时候，边走边哭，不久以后便决心跟随基督。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位满有能力的传道人，许多人因此顺服归信基督。
在暗斯克（OMSK）以北不远处的乡村中有一个农民，因服兵役而随军参加与日本战争之战役。他从同胞手中得着一本新约圣经，在专心阅读以后，他重生得救了，成为新人，一改以前酗酒的恶习，成为一位态度庄重诚恳，心平气和的基督徒。他在战后回到本乡，乡人都感觉到他的改变，但却留意到他放弃了以前的宗教信仰，不再参加正统教会的义式，家中亦不复摆设神像圣画之类的对象。他约同邻居一起查考圣经，邻居因此也归信基督，生活改变，村中的神甫惊惧起来，吩咐人把这农夫的邻居拿住，又由他父兄动手痛打他。他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众人以为他已气绝，但他的妻子把他拖返家中，悉心调理伤处，使他不至丧命。与此同时，其它的人听见了圣经的话，信从了基督，一有机会就聚集起来查考圣经。他们读到初期使徒为信的人施浸的事实，于是也照着实行，在村后的小河内，给信的人施浸，由那位以前当兵的信徒施浸。他们从起头就认识到自己这一群人就是教会，正如圣经所明说的。圣灵各种恩赐，也在他们当中彰显出来：有长老负责带领；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各按各职，彼此相助。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会擘饼，纪念主的死。东正教的神甫和附从的人，多方设法阻止信徒的活动；信徒的住处的门窗，破入捣毁；信徒被殴打、家畜遭掳走；信徒受尽各种的残害，可是他们满心忍耐，刚强壮胆，恒切祷告。后来，当村里有一半人参加了教会，迫害也告中止。神甫只好自我解嘲，硬指这种新宗教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农民的谬见，有头脑思想的人，都不会受迷惑。有一天，村里来了四位陌生人，他们的马车一进村子，就被村民接下车请进家里；众人急不及待地发出连串的问题。不久，全村的人聚集起来，这四位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宣称他们都是因信主耶稣基督，并靠赖神的恩惠而得救的，还说他们一心要在一切的事上，遵守神的道。这番话使村里的弟兄们大大喜乐。当然，就算这些生客并非信主的，村民也不会不接待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喜出望外地接待了弟兄，顿叫他们的信心更得坚固，这就使一些还迟疑不决的人士立刻承认基督是救主。这些外来的弟兄，还带来了圣经；他们在村中逗留的那段日子，教会专心查考圣经，几乎日夜不停的聚会。
在俄国南部有一个工人，是个工作勤奋，满有信心的基督徒，经常帮助当地的教会，他因此受到迫害。有一天晚上，武装警察包围了他的住处，然后入内残暴地对待他和他的妻子儿女，接着将他加以逮捕带走。
他的妻子生下孩子后身亡，婴儿亦告夭折，剩下其它四个儿女，最长的女儿年仅十三岁。这些孩子们只剩下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去寻找父亲，他们获悉他已被解往高加索某地，便决心跟踪前往，几经艰苦，越过平原山野，沿途求乞为生，间或得着弟兄们的周济。可是，在抵达高加索后，父亲却又远放铁夫烈斯（TIFLIS）。高加索的信徒接待他们，让他们恢复精力后，又继续前行，翻越高加索山脉南麓，抵达铁夫烈斯；当地的弟兄们，有俄国人，有亚美尼亚人，有德国人；他们热诚地接待这四个孩子，可是接着获悉那位工人又已流放到更遥远、毗连波斯的边境鞑靼人聚居的地区。这时孩子们已疲惫不堪，无法再前行；信徒们同情他们的困苦，差了两位弟兄负责前去追寻孩子们的父亲，把需用物品带去供应，并要向他保证他的儿女必会受到妥善照料。这两位弟兄赶到的时候，孩子们的父亲刚抵步不久，可是他因身心经不起折磨，竞已倒下来气绝身亡了。
一八九三年，神圣议会在坡伯多诺次威领导下，颁布一条早已订立的教令：指定所有斯顿得教派的人，必须把子女送交属正统教会的亲友抚养；如果不从命，子女们就要拨归当地教会人士处理。神圣议会又将斯顿得教派人士的姓名，开列清单，交由交通部长在铁路办事处及车厂各地张贴，防止这些信徒受到雇用；凡雇用斯顿得教派信徒的人，均须缴交巨额罚款；斯顿得教派人士，也不得租赁或买卖土地；所有属“宗派”的人士，不得自由迁徙；法律也不容许他们从事金融或商业性的活动。脱离正统教会的人，公民权将遭褫夺，他们并将遭黜放，且须在监狱感化院内接受至少一年半的感化。传福音或写作属灵书籍的人，将给判八至十六个月的监禁；如果他们再犯法的话，刑期就将加至卅二至四十八个月不等；若仍再犯，就要遭放逐。凡传异端，或协助传播异端的，一律要流放西伯利亚、或高加索以外的地区、或其它更偏僻的地区。
浸礼会是个有组织的团体，享有一定的信仰自由，是其它“福音派基督徒”所不能享有的。在福音派中，各处教会独立，没有地上组织的首长或中心，不像浸礼会那样易于受到政府控制。他们不断受到压力要成立组织，委出代表，与政府交涉；这些教会，有些屈服让步，以图生存，但其它的都不肯屈服，理由是教会如有了组织形式，就是离开了直接倚靠主耶稣基督并只向祂负责的正途。
镇压人民的措施，在俄国境内变本加厉，惹起人民公愤。俄日之战，也不能起振奋民心的作用。战事失败以后，更挑起了革命分子的希望。接着各地爆发罢工及暴动；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全国交通陷入瘫痪的状态。政府所提出的一些小规模的改革，也只能引起更大的反感。在高加索地区给煽动起来的鞑靼人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或俄人暴动群众对犹太人发动的恐怖行动等，不但没有压制革命活动的扩展，反而引起各种屠杀的事件，使全国陷于混乱不安中。
政府终于为势所迫，无可奈何地同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一九O五年所颁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宗教集会自由的法案。坡伯多诺次威退休下场。国家教会宣告：“真正的信仰，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教导、谦卑、及良好的榜样表明出来；因此教会不应动用武力，不应强迫禁制犯了错误的儿女。因此，正统教会并不反对取消制止人脱离正统教会的禁令。”
信徒们获得这种保证后，立刻就尽量享用这个新自由。各地举行聚会的时候，都挤满了心灵饥渴的听道者；许多人归信基督，承认祂的名。聚会讲道之际，常会有听道的人发出反应；许多人会跪下来，或脸伏于地；祷告的时候，有时各人会急不及待地争先恐后，甚至几个人同时一起大声祈求，其中还夹着其它信徒的响应、彼此认罪之声、或发出感赞的话。许多以前隐藏的信徒，纷纷露面。真正信主的人，实际上比起初所估计的为多。以前防碍传道的障碍，都被除去，各处都兴起了查经聚会；传福音的火热如常，而信徒事奉的各种属灵恩赐，在各阶层及不同职业的人身上，也更多的显明出来。
可是，能享信仰自由的好时光，并不长久。政府及东正教会的势力一经恢复，立刻就撤销了以前所作出的让步，对信徒的迫害又告展开，教会再度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还有福音派教会的好些作长老的弟兄，和浸礼会的牧师，给放逐至西伯利亚及白海海岸一带。一九一七年，国内革命爆发，沙皇政权，东正教会、和古老帝国的一切，瞬息间化为乌有，在暴风雨中，引进了新纪元。
俄国革命初期，政府宣布宗教自由。可是，国家在经过长期困苦动荡不安，加上战后的萧条，各党派间彼此争权夺利，局势仍是相当的混乱：较大的城市，落入无政府的状态，大批武装流氓，横行无忌，后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控制了大局，但新政策实施以后，反而引起大规模的暗杀、抢掠，及破坏的行动。新政府决心毁灭所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本来是压迫人的东正教会，现在反而遭受逼迫。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人士，也同遭殃，而信徒们亦在所不是。
在俄国南部，土匪们成群结队，有时人多得像一支军队，他们觊觎门诺派信徒们的家业财产，下手抢掠；信徒们只好一改常态，与其它居民连手反抗。弟兄们所经历的，就如初期教会所遭遇的一样，当时雅各被刀杀了，彼得却从监牢中被天使救出来。部分弟兄们获得奇妙的解救，但其它一些弟兄却要忍受各种的苦难。许多信徒都以为“大灾难”经已来临。但福音仍旧显出大能，许多人悔改，还包括一些红军的士兵，这些人本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受苦的圣徒大得安慰，他们忍受了极大的难处和世人的愤怒，但仍能说：“不用可怜我们；你们倒是真值得可怜的，因为我们认识神，而你们却一无所知。”
当暗杀浪潮过去以后，人民开始学习适应那代替了旧有专制的另一套新的专制政权；教会又面临新的试炼。教会信徒日益增加，有些地方的信徒偶而可以享受相当的自由，引领更多的人归信，但他们随时会受到压迫，为了应付政府所发出的反基督教宣传，传福音的人必须要具备特殊的恩赐和能力，而他们也着实充充足足的得着这些恩赐和能力。这些没有任何组织维系的教会，受尽政府的威追利诱，要他们加入“苏维埃”（SOVIET）或联会之类，以便政府易于对付。有许多教会屈服了，但也有不少坚持保留原有的依照圣经及使徒时期样式的方式，宁愿为此而牺牲，甘受损失。
国内人民被迫接受无神主义，在暴力苛政下，被迫承认没有神的存在。后来德军入侵，大肆蹂躏（一九四七年），全国起而反抗，带来国内急剧的重大改革与发展，引致逼迫宗教的政策缓和下来，人民于是渐获宗教信仰的自由。俄罗斯的广阔幅员，和特有的民族性，使这些发展更具重大的意义。本来是文盲的，现在开始能阅读；本来是农业社会，现在却变为工业突飞猛进的社会；这些人民如果真正获得信仰自由，就当能使全国振兴。
不正确的历史记载，使人把那些为信徒施浸的敬虔弟兄，和十六世纪荒唐胡闹的闵斯持派人士混为一谈。因此，在一八三四年，当有十位男女信徒在汉堡决定依照圣经教训受浸时，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和反对，他们只得选在夜间秘密进行。
受浸者之一，名叫盎肯（JOHANN GERHARD ONCKEN）。他受浸的事、有意想不到的重要结果，因为后来他成立了浸礼教会。早期虽曾遭遇反对及攻击，可是浸礼教会异常蓬勃兴旺，不久这类教会更遍布德国境内及邻近的地区，甚至远及欧洲东南部及俄罗斯的广大领域内，人数达数十万。
盎肯生于一八OO年，终于一八八四年，生存年代几乎包括整个十九世纪。他生于宾廷克（BENTINCK）家族所统治的瓦若（VAREL）公爵领地。这家族的一支，曾跟随俄冉遮威廉渡过英伦海峡，在英国成了望族。盎肯的父亲因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爱国运动，被迫逃往英国，后来就在当地去世，始终没有见过在他逃亡海外后不久在故乡出生的儿子盎肯。
当时瓦若的路德宗教会，深受唯理主义所影响。这个少年人盎肯，在路德宗教会内长大，没有机会认识救恩，一直到他十四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在瓦若作生意的苏格兰商人，很喜欢这个少年人，有一天问他有没有圣经，他回答说：“没有！但我已经接受了坚信礼。”那位苏格兰商人赠给他一本圣经，还把他一同带回去苏格兰。在苏格兰的长老会教会内，他第一次有机会清楚听见福音，深受感动。后来他在伦敦，住在一位虔诚的弟兄家中，参加家里的聚会，又参加那家人所属的公理会聚会，使他深受影响。后来有一次在循道宗教会听道，清楚得救，心中有了极大的喜乐，马上就开始为基督作见证，带领人归向救主。
一八二三年，设于伦敦专向欧洲大陆传福音的“大陆差会”（THE CONTINENTAL SOCIETY），差遣盎肯往德国传道，他于是又回到汉堡。他大有传道的恩赐，吸引了不少的听众，当福音的信息释放出来的时候，听众纷纷悔改。当地的人群起攻击反对这个“英国宗教”，使他遭受罚款和监禁的处分，但他再接再励，继续传道，还开设了主日学，他喜欢分发圣经，于一八二八年，受委为爱丁堡圣经公会的代理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五十年之久，负责印行及分发的圣经，达二百万本。
他自己专心查考圣经的结果，渐渐清楚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为信徒受浸的教训。他想到自己所带领归主的人，和自己所经常接触的朋友，他就开始起意要将他们召聚起来，照着新约圣经的原则，成立教会，打算只许受浸的信徒参加。虽然当时有好几位弟兄，在一起查考圣经以后，已决心受浸，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弟兄施浸。其中有人提议先自行聚会，守主餐纪念主，以后再去解决受浸的问题，但盎肯担心第一步若走得不对，以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肯同意这样行。过了五年，他们认识了一位美国浸会信徒西尔斯教授（PROFESSOR SEARS），由他施浸。翌日，受浸的信徒就正式成立教会，选立盎肯为牧师，由西尔斯教授给他按手。
汉堡的地方政府，不久便作出反应，表示不欢迎这个新“教派”。盎肯和其它弟兄们遭受罚款及监禁。囚禁他们的几处监牢中，其中有一处是夹在两条河道中间，两边围墙为河水所淹，牢内污臭不堪。
不久，有些满有才能的同工，加进来与盎肯一起事奉：其中有科那（JULIUS KOBNER） ，是居住丹麦的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写诗歌兼传道；还有列曼（GOTTFRIED WILHEIM LEHMANN），是盎肯在柏林施浸的六位弟兄之一；这六位弟兄在柏林成立了第一个浸礼会。福音工作蔓延得很迅速，但逼迫也不断的增加，主要是由地方当局予以罚款或监禁，有时也有人用暴力袭击他们。但信徒渐渐赢得当局的信任，逼迫因之渐减。一八五六年，汉堡教会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一八六六年，当局宣布对所有宗教派别一视同仁。
盎肯和科那开始设办短期查经班，训练青年信徒负起牧养新成立的教会的责任，这就是日后的汉堡浸会学院的前身。学院设四年制的牧师训练课程。这种性质的运动，后来传到别的国家，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负责弟兄”的小组会，负责各种事务的处理。接着美国方面来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盎肯还成了“美国浸礼派差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S0CIETY）的传教士，得以周游远方各地传道，争取各地教会支持学院和其它的工作；同时，各国的信徒亦学习分担一切的需要。
当俄国境内的德国移民中成立德人浸礼教会时，他们与原来当地实行受浸的俄国信徒发生了接触，结果好些俄国信徒被吸收参加了德人浸礼教会，因此俄国众教会分为两大阵营：原来的俄国信徒教会保持个别独立，而浸礼教会则组成联会，与德国及美国的浸礼会成立组织上的关系。浸礼派主张每个教会由牧师管理，主持浸礼和主餐；但那些古老的俄国信徒的教会，设有长老，强调信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可以自由事奉。各地不同的聚会，都受这些不同意见所影响。当地政府赞成各教会都采取浸礼会的组织制度，因为必要时，政府易于与当地教会牧师交涉，也易于应付有中心组织的团体；但弟兄们坚持独立聚会的原则，这样可以不容易受外来的压力所影响。因此之故，政府对他们所称的“福音派基督徒”，不断施以压力，迫使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心委员会，和选出会长。
此外，对于美国浸礼会所予的大量经济支助，是否应该接受的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俄国浸礼会信徒显然因这些经济支持而大得补益，于是有人提议，把经济支持的范围扩大，使其它并不称为浸礼派的弟兄们聚会也包括在内。这个慷慨的提议还说明，如果弟兄们接受了经济援助，他们也无须改换名称，亦无须变更教会的管理制度；他们只须加入浸礼会世界联会就行。有一部份弟兄们赞成接受这项提议，藉此可得着不少补益；但大部份弟兄们表示拒绝，他们感谢那些提议的人的爱心并慷慨，但认为如果接受支助，不免会叫他们背起对联会的一份责任，而且会使他们的处境起变化，至终会影响他们要走的道路和方向，甚至可能他们不再完全专一的倚靠神，而且会使那些诽谤他们是代表外国宗教势力的人更有借口。他们深信圣经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在贫困的俄国和在富裕的美国，都是一样。
途经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对他们沿途所见的许多小村落，不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并且可能怀疑在这些外观简陋的民居内，究竟正进行些甚么勾当，事实上，这些居民虽然与附近城市较优美的环境有天壤之别，其中却正进行各种属灵的活动，而且在这里居住的居民，正因为有人愿意全身全心顺服神的话而受到真正的影响。
在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有许多聚会，其中信徒自称“拿撒勒教派”（‘NAZARENES）。他们平静地生活，与人无尤，与世无争；如果不是因他们拒服兵役、拒配武器而与政府时常发生冲突，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提到自己的时候，这样说过：“使徒们传讲悔改与信心之道，于是信的人加添，成为神的子民。……与他们同一信仰的弟兄，在历世历代中都曾出现，各地都有。……今天，世上也有属神自己的子民，故居各地，安静生活，离世独处，远离政治的纠缠，也远离世人的享乐和追求。……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本源，操不同的语言，也没有任何经济上、政治上、或其它性质的联系，但因为属灵的大能与属神的大爱的连结，他们彼此紧密地联络在一起。……他们因圣灵的重生，而成为神自己的子民，……他们是许配给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他们也乐意全心全身拿奉祂，因祂曾用自己的血，从世人中把他们买赎过来；……他们一生的指导，全是根据祂的教训。”
他们又说：“基督教训的那光辉的荣耀，曾一度渐渐暗淡。……然后在一八二八年，神在瑞士兴起了一位真正忠心的见证人，就是弗若列池（S.H.FROHLICH）；他因得了重生，得以进入那‘在基督里的新造’。……是他借着福音的真光，把光再燃亮起来；为此，在一八三O年，他被革除牧师的职位。他开始传讲那纯净的福音，并把信的人召聚起来，成立教会。他在瑞士传福音，一直到史塔司堡，在该市去世，时为一八五七年，他实在是主的一位忠心的仆人。……犹太人称使徒保罗‘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在奥大利，‘在基督里的信徒’给称为‘拿撒勒教派’，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亦然，直到今天。”
弗若列池（SAMUEL HEINRICH FROHLICH）生于一八O三年，在苏黎世及巴色攻读神学，本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因着不信，极力的抵挡摩利维亚的弟兄们，也反对查考希腊文新约圣经，实际上是反对一切针对属灵复兴的活动。但在年二十二岁时，他醒悟过来，深感自己不配作传道人。他决志向神忠心，克胜罪恶，但是却屡次失败，景况是十分的可怜；他在树林中，在山丘上，切切的祷告，向神呼求，但没有用处，直到有一天，他转向主耶稣基督，心灵里便得着了平安，他在父亲的家中，勤奋温习，以备应付考试，但他那强调福音的信仰，不为主考官所欣赏，因此迟迟不给他按立，直到一八二七年，才正式授他牧师的职位。他在几个不同的教区中服务，时间都不长，但他帮助信徒读经，使大家在灵里面得着更大的释放。他被派往路维尔（LEUTWEIL）一个不信神的会堂内工作，他放胆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带进信徒的复兴，却招致当地教会人士的反对，迫令他在讲道前，将讲章交由教会长老们及其它神职人员过目，他们就肆意把其中凡提及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或“因信得以在耶稣基督里称义”的这些字眼，全部删除。这些话曾叫不少背负罪担的人得释放，并且得永生，可是在今世聪明之子的眼中，却给视为愚昧，为绊脚石。在教导初信的人的时侯，他得着了新约圣经有关受浸的亮光。他不顾一切的逼迫和反对，继续忠心作工，有两年之久；一八三O年，教会人士获得政府的支持，废掉一切旧有的属灵书籍，改用一些高举唯理主义的出版物。弗若列池不肯采用这些新书，又因他平日不肯妥协的表现，当局便判以触犯法律的罪名，革除他所担任的牧师职务。
有两位来自匈牙利的工匠，在旅途中由布达佩斯（BUDAPEST）来到苏黎世，有机会听到弗若列池的讲道，因而悔改相信，而且受浸，其中一位名叫邓克尔（JOHANN DENKEL），他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殷勤的向他同行业的人宣扬福音。归信的人中，有亨赫西（LUDWIG HENCSEY），后来成为一位十分活跃的福音同工，成立了不少“拿撒勒教派”的教会。他引领了一位贵族柯瓦斯（JOSEF KOVACS）归信基督，这位贵族后来以拉丁文和弗若列池有书信上的来往。在布达佩斯，一位寡妇腾出了她房子内的一个房间，作聚会之用。亨赫西写书详述信仰的原则，信徒们将这些书翻印以后，分发出去，引领了不少人归信（一八四O——一年）。后来有一批信徒由布达佩斯出发到各地传扬真道，信徒在各地建立起聚会，远达土耳其边境一带。同时在美洲，也有不少教会成立。
拿撒勒教派信徒所到的各处，都能表现出他们是服从守法的人，但他们却坚决拒绝服兵役，也不肯起誓。他们虽然表示肯充当任何非战斗性的任务，但军事当局并不予以谅解同情。又因他们人数众多，使政府方面更加紧设法摧毁他们的反抗势力，好争取他们，因此不惜运用严厉对策，以致大批信徒被下在监牢，不少人就此远离亲友，在牢中凄惨痛苦的景况下，渡过大半生。他们一批接着一批地给解到法庭上受审，被处以长期的徒刑——刑期很少定十年以下的，他们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及顺服，赢得了不少未信的人的钦佩。殉道的事件继续不断地出现，信徒们除了受到监禁以外，还备受了不少残酷的折磨和凌辱。有些信徒在快要服满刑期时，忽然获得特赦，提早出狱，并得以恢复所有的公民权利，可是政府立刻征调他们入伍服役，当他们又再度麦示抗拒时，政府便又再判刑，刑期和先前一样，但以前服刑的年日一律作废，重新开始服刑。
弗若列池因着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大力的痛斥当时那些大教会——天主教的和抗罗宗的徒有形式的宗教，而拿撒勒教派信徒，在抨击一切他们认为与新约圣经教训相违的主张上，也总是不遗余力；他们曾称其中一个路德派教会为“一窝强盗”；他们也大部份深信在自己的教会之外，人根本无法能得着救恩。弗若列池的教导，往往流露出这类极端的论调。
他写书论到“敬虔的奥秘和不法的隐意”（提前3：16；帖后2：7），指出世人现今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结果，因为这些罪恶和过犯，已因基督受死而除掉了；世人受苦，是因不信基督，撒但就趁机把世人引入第二次的受欺和第二次的堕落，方法就是利用那些所谓基督教会的愚昧；他们以为借着婴儿受洗和其它的宗教仪式，就理所当然地入教，却不认识到自己必须从罪恶和拜偶像的邪恶中悔改回转，并因信脱离撒但的权势；那些徒有外表的宗教仪式和虔诚，并不带着属灵的能力，那正是撒但第二次蒙蔽欺骗人的手法，给世人带来第二次的灭亡。只有那些蒙神呼召，并因完全成圣而使他们的蒙召得以坚定的人，才能脱离撒但的权势。
这些弟兄们故居在多瑙河（DANUBE）中部广阔的山谷和平原地带，并深入巴尔干半岛；他们那种严肃及安静勤劳的生活表现，使他们明显地在世人中分别出来。长期的受逼迫叫他们的心志更见坚强，无可摧毁；另一方面，他们虽然经历一连串的逼迫和压制，受到了极严厉苛刻的对待，但却一直持守着坚忍包容的态度，不以恶报恶。他们的敬拜和教会生活，纯朴而合乎圣经的原则，对居住在他们四周的人作出了有力的见证。―― 博饶本《走天路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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