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东方
公元前四年——公元一四OO年
东方的福音传播——叙利亚和波斯——波斯帝国众教会脱离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东方教会持守圣经原则比西方教会维持得更长久——巴伯宾阿给（PAPABEN AGGNI）把教会联合——琐罗亚斯德（Z0ROASTER）——舍普二世（SAPOR II）执政时期的逼迫——阿失勒赫（AFRAHAT）的讲章——悉劳西亚会议（SYNOD OF SELEUCIA）——逼迫复燃——聂斯托利（NESTORIUS）——“荷勒克拉斯（HERACLIDES）的市集”——容忍——西方主教大量涌入——权力逐渐集中——叙利亚教会散布亚洲——回教入侵——主教长由悉劳西亚移迁至巴格达（BAGDAD）——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中亚细亚景教与回教之争——帖木真（TAMERLAANE）——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现景教工作遗迹——十六世纪时期圣经部份译成中文——景教势力在亚洲大邻份地区泯减——失败原因
从东方来的博士，得星光指引，来到伯利恒，朝见那刚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婴孩，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然后“回本地去”（太三章），以后不免会向人传讲他们的见闻。五旬节的那天，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中，有“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的人”，他们目睹当时的神迹奇事，和圣灵浇灌下来的情景，并且亲耳听见彼得见证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三章）这些人在很早的时期就把福音传往东方的犹太会堂。
犹西比乌（EUSEBIUS）在记录第二世纪所发生的事迹时，指出当时许多信徒“因着圣经的话，大受感动，心中充满智慧和强烈的爱慕，要遵守我们牧主的命令，首先向那些有必需和受困迫的人，分享他们所领受的真道，然后远走外地，向未曾听见过信仰要道的人，传讲福音，盼望多人归信基督，并将福音书分送出去。这些人在遥远和未开化的地区，奠下了信仰的根基，选立了牧者，将所领来归信的人，托付给他们牧养，然后自己便离开，往别处继续传福音。”就是这样，教会陆续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而这些传道人的脚踪亦愈走愈远，不但遍及罗马帝国广阔领土的每一角落，甚至进入强邻波斯帝国的领土，还远及波斯以外的地区。第三世纪时，另外一位作家记述说：“因着主和他的使徒所行的事工而兴起的一股力量，已经征服了人的感情，使许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各种形式的人，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同一的信仰。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印度，在悉吕人（SERES）、波斯人、和玛代人当中；在阿拉伯、埃及、亚洲和叙利亚；在加拉太人、帕提亚人、弗吕家人当中；在亚该亚、马其顿、和埃比勒（EPIRUS）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并且远在日出或日落之地，及众海岛，也不例外。”
这些在叙利亚和波斯帝国境内迅速开展的众教会，并未受当时西方教会所感受的冲击所影响，原因是彼此语言不通，政治情况亦不同。当时在巴勒斯坦和庞每拉（PALNYRA）通行的语言是亚兰文，也是幼发拉底河平原一带商业贸易上通用的语言。同时，在罗马和波斯这两个大国间彼此的猜忌，亦成为彼此沟通的进一步障碍。
东方的教会，在持守教会的纯正和坚持圣经原则这两方面，远比西方教会持久，到了第三世纪，众教会仍保持分立，并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国内亦未有划分教区，（有些教会在同一时间内会有几位长老）；众教会并且十分活跃，不断地把见证继续传往新的地区去。
早在第四世纪，巴伯宾阿给（PAPABENAGGAI）提出将波斯境内众教会结成联盟的方案，并拟把叙利亚和米所波大米亚的众教会，亦包揽在内，由当地首都悉劳西亚——实士方（SELEUCIA－CTESIPHON）的主教统治。这方案引起激烈的反对，但支持方案的人继续大力鼓吹，终于在四九八年，东方的大主教制度成立，最高的主教称为主教长。
当时波斯的宗教，是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早在主前八世纪所传入的。那时他极力反对拜偶像和一切歪风，指出神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祂全然良善，并且只有祂才配得敬拜。琐罗亚斯德在宗教的事情上，从来不勉强人，他相信自己所教导的真理，能使真道远扬；他以火和光代表神的作为，却借用黑暗和烧焦的木炭譬喻罪恶的权势；他相信神能成就一切善工，又用下面的话把行为的总纲概括出来：“要行善事，远避恶行”。主前六至三世纪期间，琐罗亚斯德学说，在波斯盛行一时，但后来慢慢衰落，直至本章所提的沙撒聂（SASSANID）王朝时期才又告复兴。
在君士坦丁宣告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波斯王就开始怀疑境内的基督徒，（他们被称为拿撒勒教派NAZARENES），认定他们是同情和倾向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正是波斯帝国又恨又怕的死对头。在波斯王舍普二世（SAPOR II）统治的那一段长时期，这种猜疑演变成暴力的迫害，琐罗亚斯德派的憎侣们，浑忘了他们的先祖（就是那受星光指引到伯利恒的博士）的教训和见证，大力煽动这些迫害，四十年之久，基督徒备尝煎熬，遭杀害的基督徒达一万六千多人，凡承认主名的人，都遭受莫名的痛苦和莫大的损失。但他们以无比的坚忍与信心，经过了这些漫长可怕的试炼的日子，至终胜了一切，经历了由三三九至三七九年一段受苦的日子，后来教会终于重获宗教自由。
当年留存至今的著述中，有一本叫《波斯哲人》的书，是把阿夫勒赫（AFRAFAT）的讲章，收集成书面世。书中论及教义与实行，但居然对当时因西方教会争辩教义而举行的尼西亚会议，只字不提，亦未见提及亚流和亚他拿修两人的学说辩证，可见当时罗马帝国与外地彼此疏离的情形。书中第一篇讲章，论及信仰，内说：“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就是：相信神是万主之主，也是天地海洋及其中所有活物的创造者，并相信祂曾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亚当；又将律法传给摩西，将圣灵分赐先知，甚至差遣基督到地上；且相信人死后复活，相信浸礼的奥秘。这就是神的教会的信仰。还有，人要脱离下面的事，就如：对日子、安息日、月份、节期等的墨守，和各种迷惑、占卜，星相学、巫术等，且要禁戒奸淫、醉酒荒宴和世俗虚谈，因为这一切都是邪恶者攻击人的武器；不要用甜言蜜语奉承人，不可说僭妄亵渎的话，不可淫乱，不可作假见证，也不可欺骗人。一切出自信心的善行，都是建造在那真正的盘石上；那盘石就是基督，是一切建造的根基。”阿夫勒赫还批判了玛西安和摩尼的教训。他指出，有许多事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他并且承认神是三而一的奥秘，但反对人提出质疑的问题。“诸天之上还有什么？谁能回答这问题呢？地底下又是什么？这问题亦无人能解答。穹苍在何处铺开？诸天悬于何处？大地以何为枕？深渊以何为界？我们这些属于亚当的人，凭自己的理性，根本无从领会这一切，但我们准知一件事：神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圣灵亦只有一位，一信，一浸。再说下去，我们就无从探索；若勉强谈下去，就会显出我们的愚昧；若要进一步探索，我们就委实有心无力了。”阿夫勒赫研究预言的结果，使他相信波斯如要侵犯罗马帝国，就必定会失败。
当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的那段时期，波斯境内的基督徒大受逼迫，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三九九年，波斯王耶士德格一世（YEZDEGZ I）登基，罗马皇帝差遣马卢达（MARUTA）主教前往斡旋，以求基督徒免受残害。马卢达主教的外交手腕果然不凡，他与当时首都的主教长以撒克（ISAAK）连手，征得波斯王同意，在悉劳西亚召开会议（四一O年），重组大部份因迫害遭受破坏的波斯教会。在此项会议中，有两位出席的官员，称以撒克为“基督教的元首”。
马卢达亲自带来西方主教们的联名函件，经翻译成波斯文，呈波斯王审阅后，获准在主教的集会中宣读。其中所提各项条件，立即获得全体的同意。当时波斯的信徒刚从大患难中出来，对任何能许以和平的方案，自然均欣然接受。根据会议记录，会议是在那得胜而伟大的耶士德格王执政第十一年中举行，其时基督的教会，巳恢复享受安泰平和的日子，王亦已颁予信徒有集会的自由，使他们不论或生或死，均能荣耀神，并将迫害的威胁和阴影，从他们身上挪去。他又曾下令，吩咐将所有曾受毁坏的教堂重建，粉刷一新，圣坛重新开放使用，使经历各种试炼、击打、捆绑的信徒，重获自由。会议记录又写着：在会议中，悉劳西亚主教长以撒克，那备受敬重的伟大教父，被选为东方教会众主教的元首，他在神面前，配得权柄统管全东方的众教会，为众民和神的教会，引进和平与安息。他的谦和与尊荣，远超东方众教会的各主教之上。……这次协议得以成功，亦有赖来自西方教会的和平使者马卢达主教，他亦满有智慧和尊荣，为东方和西方的阵营，带来和平与团结，他为了建造神的教会，不辞劳苦，使西方教会众主教所订立的律例和信条，得以在东方教会内施行，启发真理，并使神的子民得教诲。虽然两地信徒在肉身上彼此远隔一方，但因着罗马地众主教的关注，东方众教会亦大蒙眷爱。
当时教会已脱离了一切的逼迫，信徒大大喜乐，感谢神所施行的大工，并为王祈求，愿他长寿，甚至愿他长生不老。他们当日在会议中那荣耀的一刻的感受，据说尤如在心灵中亲自觐见基督荣耀的宝座。记录上还写着：“我们一共四十名主教，来自各地，现今聚集一起，留心聆听西方众主教们的来函。”函中指示每一城市只能设立一位主教，无须多设。（这一个声明，实在多余。）按立主教，必须由大主教教区所委出的三位、或三位以上的主教联合主持：函中又指定各宗教节期的日期，而君士坦丁时期举行的尼西亚会议所通过的信条，在会议中亦当场宣读，并即获全体出席者签署通过。以撒克说：“反对这些值得赞扬的律例和绝妙的信条的人，愿他受神所有子民的唾弃，并愿他以后不能再在基督的教会中立足。”记录中还说：“当时所有主教们均同声说阿们，同意他（以撒克）所宣告的。”接着马卢达说：“所有这些律例和信条，一一腾写下来，末了我们将一同签署，以立永约的方式，表示同意。”以撒克接下去说：“我领先在众人之前签名。”然后从各地来的主教跟着说：“我们亦欣然接受，同意以上所写的，并在末页一同签署。”档呈交皇上过目后，以撒克和马卢达又一次转向主教们说：“以前你们备受苦害，只能暗中行动，但现在皇上已为你们取得和平，他亦已乐意指派以撒克作全东方教会之首，在皇面前出入。自从马卢达主教为你们带来和平，皇上对他更是恩宠有加。”随后会议更订明选立以撒克和马卢达的继任人的规则，继任人选须经皇上同意。关乎元首的地位，会议记录上说：“不准有人结党反对元首。如果有人起来反对或背逆，其它的人必须立刻举报，并向皇上请示，由皇上裁定他的罪名。”以撒克和马卢达两人，又向主教们再一次保证这些有利于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各人表示欢迎，并同意开除反对的人的教籍，使他万劫不复，并交由皇上处以极刑。
会议中还定出许多其它教规，诸如僧侣们必须独身，终生不娶；因路远而不能出席会议的主教，亦须接受会议中所通过的规条。此外，有些从起头就反对以撒克的主教，则定以叛教罪名：在信徒家中的聚会，一律禁止；教区范围划分清楚；每教区内只准设立一个教会。
就是如此，东方和西方教会宣告合一，主教们分头住各地去，排除一切异己的主张，不再容许表示相反意见的团体存在。
可是，以上一切安排和部署，到以撒克死后，就无从实施，事情就落在皇帝手中；当时不少权贵参加了教会，引起教士们的疑忌，而皇帝始终仍是保留旧有信仰，深受部份神甫所影响。当时以撒克不复在人世，无人从中排解纠纷，结果其中一部份教士，持着权势，公然反抗皇帝，皇帝一时无法可施，索性就地处决了好几位反对他的教士，后来皇帝驾崩，先后继位的耶士德格二世和巴涵五世（BAHRAMV）的时期内，便爆发了对信徒广泛及厉害的迫害。 是时，在西方发生了一些事，日后为叙利亚和波斯境内的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聂斯托利（NESTORIUS）是安提阿的传教士，生于叙利亚境内托勒斯山麓的小村。在四二八年，被拜占庭帝国提阿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封立为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能言善辩，精力过人，一时声名鹊起。他深受莫甫索斯亚（MOPSUESTIA）的提阿多（THEODO RE）的学说影响，反对当时日渐流行的崇拜圣母马利亚之风，极力指斥称马利亚为“神母”之不当。当时提阿多的学说，并未引起广泛的反对，但当聂斯托利提出同样见解，同样地对抗崇拜马利亚的歪风时，立刻就被人指责，申斥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亚力山大城和君土坦丁堡两地主教势力的争持，由来已久，加上亚力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彼此间的抗衡，使亚力山大的息利尔（CYRIL）主教得以乘机大力抨击聂斯托利。当时为此在以弗所召开大会，但大会落在息利尔的操纵之下，他不待其它同情聂斯托利的主教们抵达会场，就展开掹力抨击，引起激辩，当时皇帝为了息事宁人，一反起初与大会决议对立的态度，转而下令开除并放逐聂斯托利。聂斯托利后来在贫困与危难中，渡过余生。他并被迫放弃了在君上坦丁堡那种活跃并风头十足的生活，迁至埃及旷野中的一个小镇，受尽孤苦。
事实上他并未宣扬什么“聂斯托利”主义。名义上他是为了一点教义上的争端而被放逐，实际上却是他那同侪息利尔主教，因忌成恨，不能容他。后来不少同情聂斯托利的主教，也相继被黜，纷纷逃往波斯避难，结果大受当地教会欢迎。这些大量涌人波斯境的教士，兼备才能与经验，为当地教会带来不少的复兴，且成了福音更向外传播的新动力。从此，东方教会给人统称为“聂斯托利派”，（虽然他们本身对这称呼并未同意，甚至表示抗议。）原因是他们拥护聂斯托利的主张，（其实他本人亦没有持什么特别主张。）然而东方教会实际上并未接受这些见解。他们与拜占庭及罗马两地的教会，均截然不同，甚至立场亦各异。其中有人这样说过：“人称他们为聂斯托利派，委实没有什么根据，也太冤枉了，他们也未奉聂斯托利为鼻祖，甚至连他用以著述的拉丁文，也一窍不通。他们不过是支持与他相同的见解，相信在那位独一的神子、独一的基督内，有双重性格与双重位格同时存在的真理，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这样的领会。因此，若说是他们随从聂斯托利的见解，那倒不如说是聂斯托利受他们的影响。”
聂斯托利在被流放期间，把自己的信仰，编着成书出版，以《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BAZAAR OF HERACLIDES）为题，对作者的姓名隐而不宣，避免该书遭受烧毁的可能，下面是录自该书的内文。论到基督的顺服，聂斯托利说：“祂取了奴仆的样式，自甘卑微，完全卸下了神的形像。祂并未得着尊荣与权能，也未受人敬拜。虽然祂本来是神子，但成了奴仆的样子，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全心顺服神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也放弃了自己的定意，完全遵照那就是“道”的神的心意。这正是“神的形像”的含意，好叫奴仆的样式不再有自己的意思和拣选，只有那原来形像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本体要取了奴仆形像的原因。祂也没有逃避任何属于奴仆的卑微样式，反而把这一切全盘接受下来，好使”属神“的样式能充满其中，而且毫无保留地承受了一切出于奴仆的样式，因为唯有如此，祂才能除去那首先被造的人的罪愆，并且将那因罪而丧掉的本来形像，偿还给人。因此，他取了那招致罪恶并受罪所辖制与奴役的形像，而且蒙受了各种的羞辱，这原是合宜的，因为除了祂的本体以外，不可能有属神的、可敬的、或自主的本性。”……当人脱离了一切叫人不能顺服神的因由后，他就能真真正正地、毫无疑问地脱离了一切的罪。因此神子取了那犯罪的模样，并没有运用那不能犯罪的本性，免得有人以为祂没有犯罪，并非出于顺服，而是因着祂的本性，使祂不能犯罪。祂虽然有了属于我们本性的一切——就如怒气、要求、思想等，而且在祂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一切性情也随之而生，但祂那顺服的心志，却愈过愈坚定。……而祂的顺服，不是显在一些叫人可以赢得尊荣、权能或名声的事情上，而是显在一些叫人感到可怜、难堪、可耻、和软弱无能的事上。这种情况下，最易叫那愿意顺服的心志受挫，因为这些事完全不能吸引人去顺服，反而会令人松懈，甚至逃避。而同时、祂亦未得着任何鼓舞，祂的顺服，纯粹出自祂内心对神的顺服的爱慕，因此祂实在是一无所有。虽然祂身处逆境，祂却从未在思念神的事上后退，撒但千方百计要使祂离开神，不纪念神的事。撒但又见祂毫不焦急，只一味顺服、遵从神的命令，并不急于施行神迹奇事，也似乎并非专以教导为事，因此更倾其全力要败坏祂。祂与人一同出入，处处受制于各种诫命律例，祂本可以背逆不听命令，但祂没有这样作，反而在人中间，事事显出祂的果断勇敢。祂并末取法任何与别人迥异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祂所取法的，也不过是与普通人所用的一般无异，这样就表明祂不被罪所玷污，原因不是祂有任何特别的帮助；祂也决不会因为没有这些帮助而致被罪玷染，因此祂或吃或喝，都遵照一切诫命去作，祂虽然疲惫乏累，汗流满脸，仍然坚定下移，一心依照神的旨意而活，没有任何事物能使祂离开神的旨意，因为祂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祂所属所本的而活；为此，他保守了自己毫无玷污，因此祂能叫人靠着祂胜过一切。”论及基督受浸和受试探的事以后，聂斯托利接着说下去：“祂并没有用死亡的方式，来解决人的败坏，却是使人爱慕更美的事，并说明他。” 祂又指出撒但要除减人，引诱他们置基督于死地，使人彻底沦亡，然后接着说：“祂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而死，祂要进入死地，就如人必须毁坏一样。祂并没有退后，却甘愿死亡，为要败坏死亡的权势。……为此祂以无比的大爱，全心顺服，不是为了要祂自己无可指摘，而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不是为了祂要得胜，而是要使人人得救，因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照样，因基督一人的得胜，众人也都蒙赦免。”
当东方众教会在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外蒙受“聂斯托利”的污名而被人诬为异端份子的时候，波斯的统治者知道这些教会不可能与君士坦丁堡或罗马的教会联合，于是乐于多给他们一点自由。这个自由的机会，加上由西方流放而来的教士们所引发的动力，使东方教会顿然生气勃勃，火热兴旺，将福音广传给四周的异教徒。同时，另外一股要把教会统一组织起来使归属一位元首统治的势力，亦正在增长中。所以，当教会正纷纷在远地各处建立起来的时候，主教管辖区亦随之形成。在新设的教会中，各有主教，但均与中央组织紧密联系。因此，当福音使者为了爱主和爱异教徒失丧灵魂而几经艰苦、长途跋涉将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圣灵显出拯救灵魂的大能，但同时渐渐形成的中央组织，亦在新建立的教会中慢慢显出控制的影响，使教会日渐离开圣经原则，以致教会一开始就有了软弱，至终自食其果。
因为信主的人日渐增加，主教管治区亦纷纷成立，远布密辅（MERV）、侯勒特（SERAT）（即今阿富汗西北，译者按），撒马尔罕（即今阿富汗以北，译者按）、和中国及其它各地。在马德里附近，和德勒芬哥（TRAVANCORE）的克泰荫（KATTAYAM）地方，曾发现了一些七、八世纪的上面刻着铭文的石碑；其中一个镌了下面的文字：“这一位曾在十字架上受苦被害的，祂是那位真正的基督、独一的神、永远纯全的指标。”在印度各地，亦有不少教会。在八世纪时，有一位名叫大卫的人，被委为统理中国几个主教管治区的大主教。在九世纪时，有一份主教名单，内列出印度、波斯、密辅、叙利亚、阿拉伯、侯勒特、撒马尔罕等地的主教姓名，其中还列出一些因路远而获准无需参加每四年一度大会的主教名字；他们只须每六年呈交报告，并要按时把收集到的奉献金，送去供给大主教管治区的需要。这些满腔热血的传教士，足迹遍及亚洲大陆、甘巴乐（KAMBALUK亦即彼艮PEKIN）、克殊格（KASHGAR）、和锡兰等地，各处均设教区，甚至深入鞑靼瑞（TARTARY）和阿剌伯；教区范围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哥莱珊（KHORASAN）等地大部分居民，在某些地区甚至与里海毗邻，其中还有蒙古族人，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几种文字。有一份第九或第十世纪的手稿，内载他们曾把新约译成一种印度与伊朗通用的文字。在中国西安府，发现了一块碑石，（即普通称为“景教碑”，译者按。）上有颇长的碑文，以叙利亚文及中文写成，日期当在唐太宗时代（七八O—七八三年）；碑顶刻有十字架，并镌刻着：“自大秦传至中国的要义，立碑为志。”其上并记载了 一位名叫阿罗本（OLOPUN）的传教上，在六三五年自大秦国东来，带来圣经与圣像；又记着当时圣经如何译成中文，并获皇上钦准，得以公开传教；又记叙了当时教义如何传扬至各地，并在玄宗时期（七一三至七五五年），又来了一位佶和（KIHO）传教士，以后虽有佛教兴起，但教会仍得以复兴；碑文内提及圣像，可见当时传至中国的基督教，已从原来纯正的福音堕落了，信仰离开了圣经的原则，结果给后来兴起的回教预先铺好了路。此外，当时信徒人数日增，但聂斯托利派教徒（在中国称景教徒，译者按）的道德与见证，亦渐败落。八四五年左右，中国唐武宗拆毁了许多景教与佛教的教堂，强迫教徒恢复俗人平常生活，强调他们必须重新回到纳税人的行列中，重操在各人家中应尽的本份；外籍教徒则悉数遣返原地。
当回教势力席卷波斯地时，大量的迦勒底人（CHALDEAN），又称聂斯托利派教徒，或分散各地，或改信回教；此情形尤以阿拉伯及波斯南部为甚。后来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亚伯筛（ABBASIDE）成为卡立夫统治巴格达时，叙利亚的基督徒在宫廷内，或任御医，或任大学士，教授哲学、科学、及文学。七六二年，悉劳西亚被毁后，主教长移至新首都巴格达任职，此时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崛起，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蒙古人卒于一二五八年攻陷巴格达。但这些政治形势改变，并未给叙利亚教会很大的影响。那些蒙古异教徒，对宗教采取宽大态度，当时他们亟欲与西方连手对抗回教势力，还派出聂斯托利派信徒，负责与西方势力进行政治谈判，担任重要角色，其中有一位中国景教教徒，名叫洛合三世（YABH－ALAHA III），出身寒微，但很快擢升为叙利亚教会的主教长（一二八一——一三一七年）。
在七至十三世纪期间，东方的叙利亚教会，与西方的罗马及希腊教会，等量齐观。叙利亚教会势力所及，幅员广阔，人口甚多，向波斯与叙利亚的四方伸展，远达印度及中国。这些突厥语裔的民族，大部份的人，包括他们的统治阶层，都皈依了基督教；在亚洲的重要城市中，教堂与异教庙宇和回教寺院一样多。
在俄罗斯突厥族的高山上，在炎热的盐湖以悉究（ISSYKKUL）附近，发现了两处墓地。其中数以百计的墓石上，均刻有十字架；其上铭文表示葬身该处的都是聂斯托利派教徒，都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时期的人物。从这些姓名所示，他们都是属鞑靼族人（TARTAR），正好是现今在该地区居住的大多数民族。铭文是叙利亚文和土耳其文。除了大多数是当地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外，亦有来自其它地方的，其中有—个中国妇人，一个蒙古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维吾尔族人（UIGUR），可见当时在中亚细亚各地的信徒，彼此均有交往。墓碑上还记着某人的学问；某人的恩赐；某人殷勤服事教会等等，姓名前多冠以“信徒”二字，笃爱及渴望之情，溢于文中。其中碑文之一二如下：“此为柏实（PASAK）之墓，一生为耶稣我主而活。”——“此为可爱少女茱丽亚（GULIA）之墓。”——“此为肃玛（ZUMA）之墓，身为教士会长，得享高寿，备受敬重，出身贵族，为纪峩哲（GIWARGIS）将军后人。愿我主以其灵联于诸圣父老在永世之灵”——“此为教会访客柏蒙谷（PAG－MANGKU）之墓，为人谦和笃信。”——“此为雪列哈（SHLIHA）之墓，生前注释及教授圣经，负盛名，嘉惠士林，声名响亮，乃父彼得，为尊严智慧之圣经注释家。愿我主使其灵魂与众义人及诸先祖同得安息，同享天上福乐。”——“此为隶克（TAKE）神甫之墓，极其热心服务教会。”
为了争取蒙古可汗的欢心，聂斯托利派教徒与回教教士间，彼此钩心斗角，结果回教徒渐占上风，叙利亚基督教势力日渐没落，十五世纪初期，帖木儿（TIMUR）亦即（TAMERLANE）王朝兴起，建都撒马尔罕；他虽身为回教徒，但在攻陷巴格达后，照样扫荡一空，亚洲大部分地区遭受这空前的浩劫，毁坏净尽，从此一蹶不振，亚洲西部的基督教亦迅速埋没。
在十三世纪以后，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教士，远涉万水千山，向东方传教，抵达中国境内，发现已有不少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方济各教士约翰蒙特可维诺（G0HN OF MONTE CORVING），于一三二八年死于中国。他曾经记述下面的经历：“我在主历一二九一年离开波斯的陶烈斯（TAURIS），前往印度，在该地逗留了十三个月，为约一百名信徒施洗。……后来继续前往中国，也是鞑靼皇的国土，人称元世祖（GRAND CHAM）。我向他呈递我主教皇的函件，劝他改依天主教，信奉我们主耶稣基督。但他迷信偶像，积习难改。但他向教徒态度宽容宏豁，我得以住在宫中，达两年之久。其时有景教，自称基督徒，其教义却违背基督教真理。他们人多势众，不容任何其它的基督教派存在，其它的教派要建小教堂，或印行与景教信仰相砥的教义，亦遭禁止。”苏坦尼亚（SOLTANIA）大主教，于一三三O年，曾记述过有关蒙特可维诺的事迹说：“他为人正直，蒙神喜悦，受人爱戴。……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假冒基督徒之名、实际却奉行异端邪说的景教徒诸多阻挠，他大概能把全国人民带领归信天主教。……他与景教教徒极力争辩，劝导他们信奉罗马神圣教会，又告诉他们，非如此不能得救。为此原故，那些景教‘分裂教会份子’，对他极度憎恨。”据说当时在中国信奉景教的人，约有三万，财雄势厚，教堂华丽庄严，其内摆设十字架及纪念神和圣人的各种圣像。“相信如果他们肯与少数教派的教士合作，又和国中其它善良的基督徒和平共处的话，他们很可能使全国人民，包括皇上在内，都皈依真道。”约翰蒙特可维诺本人，在论到他工作的方法时，曾诉说他的弟兄们久疏通信，而他甚为渴望能获悉来自欧洲的消息。他提及有一位周游四方行医的人，说：“他在此地各处故播谣言，诽谤罗马，我们教会和西方社会，有关这些事，我十分希望能获得可靠资料。……”他又去信要求多派人协助他，并说他已将新约和诗篇翻译成中文，又吩咐人“以最佳书法誊写出来，就是这样，借着抄写、诵读、和讲解各种方式，我为基督的律法作了公开的见证。”
当罗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被伦敦会差往中国从事翻译圣经的艰巨工作前，他在伦敦研习中文。有人将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份中文手稿给他参考。手稿包括四福音合编、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还有一部份是拉丁文——中文字典，据说全部出于一位十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教士的手笔。在中国的编年史记载中，说及在元朝倾亡后，明朝开始（一三六八年）的时候，“有人从大西洋彼岸来首都，宣扬天主耶稣生于犹太地，亦即大秦（罗马）古国；又声称本国在史中早有记载，在世界被造之始就已存在，已有六千年历史；因此，这地无疑是历史圣地，世界文物的发源地，而且应该是天主创造人类的摇篮。这些叙述未免夸大其辞，不足为信。……”
除了在南印度马六巴（MALABAR）沿岸，及他们祖家附近乌律迈亚（URUMIAH）一带，还残留一些叙利亚基督徒以外，以前分布在亚洲各地的波斯和叙利亚教会，早已消散。
一直到三世纪，这些教会在处理教会事务上，都能保持以圣经为根据的纯正作风，他们亦未卷入当时西方教会在神学上的争论，因此，那些跟随使徒遗风的福音使者，被这些教会差遣出去，都能专心尽力传道，在亚洲、甚至在最远的角落，将福音传开，建立教会。四世纪时，罗马帝国内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稍告缓和的时候，在波斯和东方的信徒，就进入火一般试炼的日子，那痛苦的经历，委实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忍受了，并且靠着信心和忍耐，胜过了试炼。事实上，当时教会因巴伯宾阿给所发动的联盟而失去的元气，远比在逼迫试炼中所丧失的为大。这个联盟运动，就为五世纪初叶悉劳西亚会议铺路，引进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制度。但是，因为波斯帝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统治者，始终未有信奉基督教，所以这种天主教制度在东方要施行的时候，就不见要加以修改，以求适应，而因此政教合一，在东方成了不可能的事实；在君士坦丁时期教会因与政府联合而导致的腐化情形，亦因此而不可能在东方重演。为此之故，按理来说，东方教会的情况，应该不会更坏，可惜罗马教会一切组织制度，就如教区组织、僧侣、主教和大主教的制度等，带给教会的影响至大。东方教会舍弃了圣经内有关教会和长老的原则，反而抄袭了罗马教会的体制，结果众人为争夺主教或主教长的高位，不断引起结党分争，争权夺利，分化了教会的力量，以致虽然也有一些复兴，但对当时教会日走下坡的颓势，始终艇力挽回。教会中有权势的教士，只顾巩固自己的势力， 无心寻求圣灵在众人当中运行的明证，亦无心借着神的话，把人领回来一心归服主。
聂斯托利派，曾要把东方教会脱离西方主教的势力，如果他们在当时能使教会恢复依从圣经的样式，按理他们是可以给教会带来复兴的。但可惜的是，虽然他们曾一时激发起传道的火热，却未能挣脱教士的权势，亦未能破除人对圣礼有救恩效验的迷信。当时教会虽未与政府联合，然而受封立的主教长，依旧可以向政府求助去强施教令，所以亦未见政教分离之利；政府亦可以透过主教长去使教会就范。教会听命于悉劳西亚或巴格达，而不是持定元首基督，亦不学习仰望那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教徒亦只听命于主教，而不是倚靠那位把诸般恩惠厚赐与众人的圣灵，藉此成圣，并把福音广传。结果，崇拜圣像的风气就有了机会传开，大大削弱了在拜偶像的异教徒中为福音作见证的能力，以致无法抵挡回教势力的狂潮。这本是基督的真理可望发扬光大的地区，至终却完全落在回教的控制之下，时至今日，仍未能脱离它的掌握。―― 博饶本《走天路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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