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督教国的基督教
公元三一三——四七六年 三OO——八五O年 三五O——三八五年
教会与政府联合——众教会坚拒与政府合一——多纳徒派被定罪——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亚流主义（ARIANISM）恢愎得势——亚他那修（ATHANASIUS）——信条——圣经的正典——罗马世界与教会——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奥古士丁（AUGUSTINE）——伯拉纠（PELAGIUS）——教会地位的变化——假教训：摩尼教派，亚流主义，伯拉纠主义，祭司圣职制度——寺院制度——仍以圣经为指导——差传工作——离开圣经差传的原则——爱尔兰和英格兰差人往欧洲大陆传道——英国和罗马的差传工作间的冲突——培利司里安（PRISCILUAN）
天主教的主教势力抬头，加上大主教教区的兴起，使天主教会和政府机构间更易于沟通。君士坦丁本人，除保留以前所拥有的异教大祭司的无上权威外，兼揽基督教众教会的统治大权，因此政府和教会很快便密切地联系起来。不久以后，国家大权更转而听命于在教会组织中那些执牛耳的人，使政令更利于施行。这样，本来是受迫害的，却摇身一变而成为迫害人的。
在接着的一段日子，那些忠于紧守神话语的教会——就是当年饱受国家教会逼迫及被指为是异端的——，都在他们的著述中不断地指出：他们绝对不同意在君士坦丁在位和西利维斯特（SYVESTER）任罗马大主教时教会和政府的联合。在不少其它教会与属世的权势联合的时候，这些忠心的教会并未受玷污；他们当时对真道的持守，可直追溯至新约教会使徒时代的榜样，相沿不绝。就是这个原因，逼迫又复起，但这一回的逼迫，并非来自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而是来自这个皈依基督的国家里掌握大权的教会组织。
当时北非的多纳徒教派人数众多，他们当中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但为了与天主教的歧见争持不下，上诉于罗马君王。君士坦丁便下令召聚双方主教开会商议，结果裁定多纳徒教派不合。这些人便马上受到迫害和惩治，但这场冲突并未因此止息。两派一直互相争论，直到第七世纪回教徒入侵时期才告消弭。
天主教会第一次会议，由君士坦丁于主后三二五年在毕斯尼亚（BITHYNIA）的尼西亚（NICAEA）召开。主要讨论事项是有关亚历山大教会一位长老亚流（ARIUS）所提出的主张：他认为神的儿子是被造的，是首先被造而且也是最伟大的。但既然是被造的，就不能与父同等。当日会议有三百多位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主教出席，每人随行都带同不少的侍从，会议开会仪式由君士坦丁本人主持，隆重其事。出席的主教中，有一部份人身上还带着在过去遭逼迫的日子里受酷刑而留下来的伤痕。会议结果，除两人附同亚流的主张外，其它众人认定亚流的见解错误，与教会从起初所教导的真理不符。尼西亚会议的议决案成了教规，确定了 神儿子的真正属天性和与父神同等地位的真理。
虽然这项议决正确无误，但要经由君王和主教们的共同努力，始得达成协议，还要由国家出面执行，这种程序无形中显示天主教会已离开了圣经的原则。尼西亚会议举行后两年，君士坦丁又改变看法，把放逐了出去的亚流迎回来。到了他儿子君士坦梯亚士（CONSTANTIUS）继位后，全国的主教职位，概由追随亚流的人出任，而政府亦转而向天主教会迫害，就像以前迫害亚流主义信徒一样。
当时身居高位而不趋炎附势，亦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中，有一位名叫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人。他年青时曾出席尼西亚会议，后来成为亚历山大的主教。五十年来他虽然屡遭放逐，却始终如一坚持地为基督的神性力辩，不屈不挠。他虽屡受毁谤，又要逃难至旷野藏身，后来又回到城中，经历一切的艰苦，他却坚守所信的真道，毫不摇动。
亚流主义风行了三百年之久，且成为好几个国家的国教，尤以在北方新兴的国家为甚。意大利的林巴德族（LOMBARDS）是最后放弃亚流主义作为国教的民族。
天主教最初举行的那六次会议，（第六次是在主后六八O年召开），主要都是讨论“神性”问题，涉及父、子、圣灵三者的关系。在不断的争论中，教会拟就各信条教义，并加以颁布，希望从此止息争端，确立真理，传予后人以为明训。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圣经并没有采用这种清除争论的方法。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光有字句，并不能传达真理，因为真理只能透过心灵去领会；真理亦不能透过人的传达去领受，必须每一个人直接去领会吸收，并按照自己内心向神的心意去取用，还须在日常生活的争战中不断持守，这才能使人在真理中站立得稳。
有人以为教会光有圣经，仍不足为准绳，最低限度还得加上早期教会的遗传，因为圣经的正典也不过是初期教会会议订明出来的规条教训。说到这一点，当然只能指新约圣经而言。以色列人独特的民族性和与众不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领受从上而来的启示，明了受感于圣灵而写出来的经文，并且能以百折不回的能耐去保存这些经卷。至于新约圣经，其中的教训亦非经由教会会议决定出来的，因为圣灵早已明显地把这些教训启示出来，只不过是后来再经教会会议承认，以后又为众教会所接纳。这些启示和被人接纳的真理，无论在价值方面，或所显出来的能力而言，显然都凌驾于其它非正典的著作之上；此后，在每一次与圣经的正典比较之下，这些伪经次卷总是相形见拙。一再证明正典里真理的高超。
从君士坦丁在主后三一三年颁布容忍宗教自由的谕旨开始，教会就进入历史的第二阶段。这阶段意义重大，因为教会与政府的联合作了大规模的试验。究竟教会能否依靠与政治联合来挽救自身呢？
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已达全盛时代。除了对神的认识暂时撇开不提之外，人类文明当时亦已到达很高的地步，但世人的痛苦却极端沉重；富人穷奢极欲，而人民大部分沦为奴隶。在公众场所所见的各种不道德的残酷的竞技表演，成为大众化的娱乐，使人日趋堕落。纵然罗马帝国表面的国势，在与四邻为敌的当儿，仍能兴盛不衰，然而罗马内部的腐败邪恶，正威胁着整个国运，使帝国难逃灭亡的命运。
当教会和世界保持分离的时候，教会就能一直为基督向世人作出有力的见证，不断地吸引通道者进入教会中。但当人的权力冒出来代替圣灵的管理时，教会就开始软弱，加上突然与国家政权由接触而连上关系，于是便开始败坏，日走下坡。教会圣职人员居然为高官厚禄而明争暗斗，甚至和政府官吏一样厚颜地争权夺利。而在教会充斥着属世的风气下，愿意入教的人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渐渐失去当年受迫害时的纯真，日渐沦落，失去能力，无法去挽救日趋败坏的文明世界，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意味着审判的乌云，在此时已在天际密集。在遥远的中国，因着人口向西迁移，引致匈奴（HUNS）大量外徙，横渡伏尔加河，迫近即今在苏联国土上的哥德人（GOTHS），把他们驱赶到罗马帝国的边界。当时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亦称拜占庭（BYZANTINE）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西部则称西罗马帝国。日耳曼（GERMANS）和条顿（TEUTONS）民族亦纷纷由祖居的森林地带向外移居，他们因蒙古游牧民族由东方迫近，又睨视罗马帝国的财富，加上已洞悉帝国的脆弱，于是哥德人起来，（其时已分为东哥德（OSTROGOTHS）
和西哥德（VISIGOTHS），与及日耳曼人（包括法兰克 （FRANKS），范鞑儿（VANDALS）、勃艮第（BURGUNDIANS）、绥威（SUEVI）、赫劳里（HERULI）等民族），势如洪水泛滥，涌入罗马国境；不到一年，大片幅员如西班牙和高卢（SAUL）等省份，先后落入外族手中。罗马人民平日过惯了太平盛世的日子，聚居在城市中养尊处优，但一旦遭外族犯境，边境的防军竟然迅速土崩瓦解，人民惨遭城陷家毁的命运，平时从来不注重军事训练而只重文明享受的罗马人，大遭屠杀，也有被掳去给异教蛮族为奴的。主后四一O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 （ALARIC）所领导的哥德人攻陷，这名城备受蹂躏浩劫，主后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倾亡，它所管辖的大幅国土上，蛮族纷纷立国。东罗马帝国则仍苟延残喘，差不多一千年以后，君士坦丁堡才落入回教土耳其人的手中。
在这时期出现了一位伟人——奥古士丁（AUGUSTlNE）（三五四至四三O年），给后世留下不能磨灭的训诲。他著作甚丰。在这些著作中，尤其是在《忏悔录》一书中，他亲切地把自己生平娓娓道来，使读者感受如见其人一般。他生于努美地亚（NUMIDIA），在著述中他详述自己幼年生活的环境、思维和感想。他母亲慕尼卡（MONICA），为人敬虔。她为儿子的祷告、早年对儿子的期望、并后来儿子生活堕落时心里为他的忧伤、与及她对儿子至终得救的信心等等事迹，都在这些著作中跃现纸上。当时她因见异象而得以信心坚固，并得助于米兰（MILAN）主教安波罗斯（AMBROSE）的明智忠告。奥古士丁的父亲则较关心儿子的物质生活和属世享受。
奥古士丁虽然竭力要寻求亮光，本身却沉溺于放纵犯罪的生活中不能自拔。有一段时期，他以为在摩尼教中能寻得解脱，但不久便发现这派教义的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思想深受安波罗斯影响，但内心始终没有平安。他年三十岁在米兰出任修辞学教师时，内心极其痛苦；他的自述如下：“我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不知怎地全身仆倒在地上，眼泪如泉涌出来，……大声哀叹说：‘我还要等多久呢？要多久呢？明日复明日？干吗不就在现在呢？为甚么不能就在这一刻除去我的污秽不洁？’当时我一面说，一面从心底痛悔地狂泣着。突然，我听到从邻居的房子里传来男孩子也许是女孩的声音，（我一时也分辨不清是男孩还是 女孩的声音），那声音不断重复地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当时我脸上都变了色，脑海中竭力在思索孩子们在哪个游戏里唱歌时所说的这句话，但没法可以想起和这句话相似的句子。于是，我强忍着淌下来的泪水，站起来，心里开始领会这必定是从天上来的命令，要我把圣经翻开，翻到那儿就读那一节经文。……我把圣经牢牢地拿在手里，翻开了，把视线首先接触到的那一节经文，默默地读出来：‘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没有再念下去，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当我把这两节经文读完的时候，心里的感受就像有一线满了平安的亮光直射进心里一般，所有的疑惑不安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他悔改归主的经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乐。但那恒常为他代求的母亲，却全不感到意外。一年以后，他们母子两人返回非洲，不久他母亲亦安然去世。三八七年，米兰主教安波罗斯为他施浸；三九五年，他出任北非洲希坡（HIPPO）即今之波拿（BONA）教会的主教。后来他因西罗马帝国的沦亡而写成那本名著《神的城》（CITY OF GOD），该书的全名标志了该书的主旨：“世上最大的名城虽倾亡，神的城却永存。”但可惜他对神的城的看法，引出了其它错误的教训，造成了无法形容的遗毒，而他的盛名竟使这些谬误造成更深的祸害；他的看法，比其它作出同样谬论的人的见解更激烈，极力主张救恩纯然出于教会，人得救亦只能靠各种圣礼。这种谬论，把救恩从基督手中挪移到人的手中，又在罪人与基督之间强插进人为的制度，这实在刚好与救恩的福音背道而驰。基督说过：“到我这里来。”不论神父或教会，都无权从中干预。
奥古士丁为教会合一大发热心，不能容忍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或教义上的差异，结果反而忽略了教会那属灵活泼而不能摧毁的合一性质，没有认识到所有分享神的生命的信徒，因得救重生而联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因此他无法领会神的众教会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个别教会可以直接与主及圣灵连系，同时亦与其它教会彼此有交通。事实上，各教会亦可能因人的软弱，在圣经真理的了解和实践上有各种程度上的不同的领会；对于这些事实，他也无法接受。
他既然认为教会是个地上的组织，为了要顾全它的完整性，便不惜采用各种外在及物质的方式，甚至用强迫的手段，来维持这个眼见外在的合一。他在和多纳徒教派争辩时，曾经这样说过：“人因教导受吸引来敬拜神，当然远比那些因惧怕刑罚或痛苦而被迫归信的好得多。但是，虽然前者远比后者优胜，却不等于就此可以放弃后者那批人。事实上，有不少人起初都是出于恐惧和痛苦才来亲就主。（我们有过这种事实的验证，而且这种事实天天在发生），以后他们才因受教导而慢慢改变，进而在行为上活出他们所学习的真道。虽然那因受主爱吸引而归信的会较理想，但事实上因惧怕而信主的人数更多。有谁比基督更爱我们呢？祂曾为羊舍命。但祂用话语呼召了彼得和其它使徒以后，当祂呼召保罗时，……祂不但开口拦阻他，还甚至用大能把他推倒在地上；为了要强迫这个正在不信的黑暗中疯狂迫害信徒的人来找寻心灵中的亮光，祂甚至不惜弄瞎他的眼睛。既然如此，教会为何不能用武力来使失丧的人归回呢？”
这样的教导，出自这么一位权威的口中，很快就促成罗马天主教会不惜采用高压迫害手段来引人入教的作风；这些手段的残忍程度，不下于昔日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就这样，一位充满强烈感情、对人温柔同情的人，一旦离开了圣经真理，尽管用心良苦，到头来就给牵连到这项影响广大、冷酷无情的迫害运动中去。
和奥古士丁始终格格不入的，有伯拉纠（PELAGIUS）。他出生于不列颠岛，五世纪初叶前往罗马，那时他年不过三十。他虽然身为平信徒，却被人公认为满有能力的圣经学者。他为人严谨正直：虽然奥古士丁后来成为他在教义争辩上的死对头，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人严谨正直。以后耶柔米（JEROME）所发表诋毁他的报导，看来并不全然根据事实，倒是受当年彼此激辩、争持不下的影响因素居多。伯拉纠在罗马认识了色勒斯丢（CELESTINUS），后者成为拥戴他的教训的最活跃份子。伯拉纠提倡改革。当时不少自认基督徒的人，生活放荡不羁，他深以为憾，极为伤痛，因此竭力主张实行公义和圣洁的生活。
他过份强调公义和圣洁，反而令他只着重人意志上的自由，而忽略了圣灵恩惠的运行。他认为除非人效法亚当所为，否则不会受亚当犯罪的影响。他认为亚当就算没有犯罪，总归还是要死亡的；他又认定没有所谓原罪：每人所作的事，都基于自己的抉择，因此人可能绝对的公义。他又主张婴儿出生时，并没有带着罪，与天主教的见解，适得其反；他也主张为婴儿施洗，但否认这是令婴儿重生的方法，只下过是能使婴儿进入蒙恩的地位，得以进入天国，并因此可以得救重生、甚至成圣，和基督联合。奥古士丁为了反对这种论调，曾在聚会中宣读了一段引自一百五十年前居普良的著作中的教训，指出婴儿必须受洗，才能使罪得赦；他因此呼吁伯拉纠放弃这种基本上与教会教义和实践相砥触的见解。伯拉纠在祈祷时，从来不说“赦免我们的罪” ，认为这句话与基督徒身份不相称，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无必要犯罪。假如我们犯罪，那只不过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和拣选；所以如果祈祷时说这句话，就等于是假谦卑。
奥古士丁为了伯拉纠和色勒斯丢所持的见解，和自己所见大大冲突，而且影响所及渐渐扩大，于是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去谋求对策，出版了不少著述，教会亦召开了不少次会议。东方天主教会宣称伯拉纠并没有犯错误，但西方天主教会因受奥古士丁的影响，直斥其非，当时西方天主教会，对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两者间的关系的探讨，比东方天主教会较易接受一些肯定但武断的定义，这一点明显地也是深受奥古士丁的影响所致。当时天主教会向罗马教皇英诺森（INNOCBNT）请命，英诺森正乐得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威，于是宣布把伯拉纠和他的追随者逐出教会。但不久以后，他的后继人佐息末（ZOZIMUS）教皇，又恢复他们的地位。后来西方教会主教们在迦太基开会，赢得了政府的支持，结果把伯拉纠及他的追随者驱逐出境，又没收他们的家产，此时教皇佐息末望风转舵，随而宣布他们的罪名。但其中有十八位意大利的主教，拒绝附从这项谕旨，其中有一位益格兰南（ECLANUM）的主教祖利安（JULIAN），以非常冷静的态度，有力地继续和奥古士丁辩论，指出借助武力，又利用教皇改变主意的时机，去消弭教义上的争论，决非善策。
伯拉纠所教导的，内容多属真实和有益的，可惜他的基本教义基本上与圣经真理有违，而且亦与人的天性不合。人根本上自知本性堕落败坏，被罪恶所捆绑，现实的生活更将此显明出来。我们分享了一人（就是首先的亚当）的生命和本质，也就分承了他的罪，和他一样受死亡的辖制，因此我们亦可以因着各人的拣选和信赖，真正联于另一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而藉此分享他的永生和属天的性情。
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历史，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任何一种属地的权势，可以摧毁教会；亦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从外面攻击教会而令她崩溃。不少目睹基督徒受苦的人，甚至亲自迫害基督徒的人，后来都归信基督。教会不断壮大，远胜过世人所给她的伤害。接踵而来的二百年，教会与政府联合。教会虽然掌握了强大帝国的实力，却不能把日趋灭亡的国家挽救回来。“教会”这名字的意思，正是“从世人中呼召出来” ，分别出来，归于基督。因此当教会一旦放弃了这个地位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因顺服基督而得来的能力，换来归地的权势，而自取败坏。
基督教会不但要忍受外来暴力的残害，和属地权势的吸引，还要抗拒异端教训的侵蚀。自第三世纪至五世纪期间，兴起了以下四种异端，它们的本质对基本真理影响至大，直至现在不但不少教会仍深受其影响，且亦波及世人。
㈡摩尼教派对圣经的教训，和宇宙万物明明显出神是创造主宰这两点真理，一并加以抨击。但圣经开章明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l）。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1：27），显示人是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中为首。神察看了一切被造之物以后，便说：“一切……都甚好”（创1：31）。摩尼教却把一切肉眼可见的属物质的创造，推说是出于一种黑暗邪恶的势力，认为只有属灵的一切，才是出于真神，这一点说法，直接攻击圣灵启示的根源，包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和主的救赎，这一连串的事实，都是基本而又不能分割的真理。由于这一点对人肉身的错误认识，一方面产生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认定肉身邪恶， 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因为认为人的肉身尤如其它动物的身躯，只能作出卑劣的行为，就否定了人属灵的本质，也否定了人能被挽回，恢愎与神儿子的模样相像的可能性。
㈡圣灵荣耀的启示的极峰，就是指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成为人的样式，使人认识祂。又因着祂牺牲受死，为世人赎罪，使人与神和好。但亚流主义的主张，却否认基督的神性，认为基督不过也是被造的，虽然是首先的及最高的被造，却始终是被造之物。这样的见解，只有使人无从亲近神，无从认识耶稣作为救主，结果人就只剩下虚渺的祈望，指望有一天能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品格。
㈢伯拉纠学说，否认圣经中论及世人都给圈在亚当的罪过中的启示。他认为亚当的罪的影响，只涉及他本人和他与神的关系，又认为人出生时原本都没有罪。这么一说，就把人急需一位救主的必要性大大削弱了，也拦阻了人真正的认识自己，令人以为可以靠自己得救。事实上，从圣经中可见：认识自己在人的堕落上有份，是与人在基督（末后的亚当）的救赎大功上可以有份的这个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然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和自由意志，但不等于就不提及神的旨意和世人密切的关连，这两者必须相提并重。这样，既然世人都被定罪，也就同被圈在救恩里。
（四）祭司僧侣制度，引致一种歪风，就是认定人只能在教会内凭神甫所施的圣礼下才能得着救恩，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是指罗马天主教而言。但在许多其它组织内，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观念，以前如是，现在也如是。事实上，主和使徒们的教导是再清楚不过地坚定指出：罪人得救，全在乎他对神儿子的信靠，相信祂替死赎罪，而且从死里复活。若有教会或团体认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有救恩；若有人僭称拥有接纳人入天国或把人驱出天国的权柄；又如果自己认定某种圣礼方式才是得救之道；这一切一切谬论，都给人带来了说不尽的灾害，掩蔽了那向所有世人敞开的，通到基督救恩的真正途径；这途径原是只要人凭信心就可以进入的。
教会在属灵方面日渐衰败，远离新约圣经教会的样式，必然的趋向世俗化，随从世界的样式，纵容罪恶，结果不但引起了多次的改革，信徒另外建立教会，例如当年的孟他尼主义和多纳徒教派等；同时亦令不少追求圣洁和爱慕与神相交的信徒，相继自动的离开了天主教会，不再与他们有交往。当时欧洲各地正惨遭蛮族蹂躏，教会又失去了向世人应有的见证，这些爱主的信徒，不能维持每日与神正常的交通，亦无法与众教会的圣徒相交，结果他们只好远走旷野，过隐居的生活，期望能脱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扰和引诱，借着安静默想，以求达到心灵内所渴求的与神面对面的相交。他们深受当时流行的“物质尽恶”这观念所影响，所以主张生活极度简单，实行禁欲，以期克服因肉身的限制而得不着属灵丰盛生命的种种拦阻。
第四世纪时，埃及的隐士安多尼（ANHONY）因离世独居而出了名，许多人纷纷效尤，还搬到他住的地方附近蜗居，学习他那种生活方式，还请求他为众人定下一些生活准则。隐居者人数日增，其中有些自律甚严，有一位西免施泰拉（SIMEONSTYLITES），就因在一根柱子的顶上独居了多年而名留后世。隐士的风气不久又引起另一种新运动：在埃及南部，帕科缪斯（PACHOMIUS）在四世纪初期创立了寺院，凡愿离世隐居的人，一起聚居，不再个人单独行动。这种寺院生活，在东西方教会蔓延开去，不久就成为当时社会生活里相当重要的一面。到了六世纪初叶，意大利努西亚（NURSIA）的本尼狄（BENEDICT），大力推行这种运动，而他给寺院生活所立下的规矩，比其它人所立的更具影响力。他指令僧侣们减少对克苦己身的注重，而把精力转移至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服务人群方面，尤重农事。七、八世纪期间，基督教得以传遍条顿族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本尼狄派的寺院兴起。同时，爱尔兰的科伦宾（COLUMBAN）寺院，也差遣了传教士，取道爱安拿岛和苏格兰，进入欧洲北部及中部。
当罗马的主教们垄断了天主教会内的大权，且正在与属地的权势互相勾心斗角之际，那些属灵追求亲近神，亟欲过圣洁生活的人，就渐渐被寺院生活所吸引。可惜寺院究竟不是教会，与新约教会的样式相去太远，因此虽然这些人被迫离开属世的罗马天主教，加入寺院修道，但在那儿，他们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教会，反而多受了一重组织的捆绑，经历不到圣灵自由运行的工作。
各种不同的寺院僧侣组织的发展经过大致相同：起初修道者都自甘淡泊，克己禁欲，但慢慢地他们富裕起来，渐渐拥有势力以后，纪律性就松懈了，开始过放纵的生活，贪爱世界，渐渐成了歪风。有人就离开寺院，自立门户，决心绝对克己，自甘卑微，但不久也重蹈覆辙。从事这种改革的人中，有十世纪初期在克吕尼（CLUNY）地方的伯尔拿（BERZARD），和十一世纪中在西托薛（CITEAUX）的司提反哈定（STEPHENHARDING）。贝拿达早期在西托薛的雪司突西安（CISTERCIAN）寺院内修道，后来被按立为克雷华（CLAIRVAUX）寺院的主持。当时的君王和主教，都深受他的影响。但留存更长远的，是他所写的几首圣诗。
当时亦有不少妇女在女修道院内避世而居。在那一段黑暗混乱的时期，这些宗教组织，就成为那些软弱的人之避难所，也是在蛮族入侵下，学术和古籍得以保存的地方，圣经书卷也在此被人抄缮、翻译及念诵。但在修道院中，人变得终日无所事事，并且更落在教皇手中，被他利用，逼迫那些企图把神的众教会恢愎原来应有的样式的信徒。
新约教会渐渐由原来的样式，改变成为一种组织，面目全非，几乎叫人难以追溯到当日使徒时代的样式，情势看来似乎这种改变可能继续下去，直至不可收拾。当时想凭借主教和神甫以挽救教会从分裂的危险和异端中回转的努力，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引起不少恶劣的后果。原来以为可以借着与政府联合，帮助那些受迫害的教会，但这些希望亦告幻灭。寺院制度的兴起，要替代教会的地位作为逃避世俗的避难所，结果也是不成功，寺院本身也受了世俗污染。但是，在那时还存留了一样东西，叫人藉此得以在灵里复苏的，这就是——圣经。圣灵借着圣经，大有能力地运行在人心内，攻破一切谬论，领人归回真道。同时真正的教会，一直维持聚会，以圣经为信心及信仰的依归，也是个人行为和教会秩序的准则。这些真正的教会，虽然是隐藏不露，不为人所见，亦未受重视，但所引出来的影响，至终结出了果子。
在当时的混乱世代，传福音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止，反而日益蓬勃。传教士既热心，亦忠心耿耿。事实上，在十一世纪十字军兴起，激动起天主教国家的热心之前，基督教的见证，一直未有中断，而且更把那些蛮族征服者慢慢感化过来，将基督的真理，远扬各地。聂斯托利派（NESTORIAN）（即景教，译者按），教士的足迹，远及中国及西伯利亚，并且建立教会，遍布撒马尔罕至锡兰一带。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教士，经过保加利亚，并深入俄罗斯国境；而从英国及罗马各地教会来的教士，则纷纷往中欧及北欧传道。在北非及西亚，信奉基督的人，比今日的还要多。
但是，最可惜的，是传教士们的工作也蒙上了各人信仰上的各种谬误的色彩。昔日纯粹传扬基督、建立教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教会中虽仍保留一部份真理，但也掺杂了对礼仪和律法的墨守成规。当君主皈依基督教时，在政教合一的原则下，大量人民被迫归依各种新国教，还要参加那些以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庞大宗教组织；不像以往的情况，信徒在各城各乡自立教会，直接联于基督，不受任何中央组织的控制，正如使徒时代的情况一样。这种转变影响所及的范围，无远弗届，甚至祸及个人。罪人不再是给引到基督面前来，学习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则，而是被迫加入由外国传入的宗教公会组织，不然就是转向那些外国差会求助，结果在信徒中间圣灵恩赐的显明大受拦阻，而他们向本国同胞传福音的工作，也受到抑制。
此外，有一股传福音的活动，比以罗马为中心的传教活动更为纯全。这活动发源于爱尔兰，经苏格兰，开展至欧洲北部及中部。远自第三、四世纪，首先由商贾及军人，把福音传到爱尔兰；到了第六世纪，爱尔兰奉基督教为国教，传福音工作亦已由北海及波罗的海峡，传到康士坦思湖（即今瑞士北部，译者按）。
从爱尔兰来的修道土，要觅地避世而居，于是在爱尔兰及苏格兰之间的岛屿上，设立了寺院；其中有爱安拿岛（I0NA），众称“圣徒岛”，正是科伦巴（COLUMBA）隐居之地。传教士自这岛出发前刚往苏格兰。后来这些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僧侣，到英国各地传教，还横渡海峡，到欧洲大陆向异教徒传道。
他们传教的方式一般是这样：传教士到了某地，如果认为合宜，便动手建造村舍。村落中心是一座用木料盖造的简陋教堂，周围盖课室和僧侣们住宿的茅舍。僧侣们一身兼数职：盖房子、传道、教书。如果有需要的话，在这中心四周，也为学生们盖房子，使他们安心读书；以后，学生们的家人，也会陆续迁来聚居。整条村落用墙围起来，但居民的活动范围，往往展伸至墙外。僧侣们出外传教时，十二人成为一组，由一位主持率领，分往四方开辟福音工厂。留居村落的，便负起教学任务。当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时，便着手翻译那份圣经，滕写下来，也编写诗歌教导学生们唱。憎侣们可自由决定成家立室，但大多数宁愿独身，方便工作。有人归信以后，传教士从他们当中挑选有才干有作为的青年加以训练，尤重手艺技术和语文学习；也教导圣经，教他们如何向人讲解，使他们能在同胞中层开传福音的工作。信主的人，通常要等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导，且能表现坚稳的信心以后，才能受浸。传教士都避免抨击当地人民的异教信仰，宁愿专一宣扬真理；他们认为这样作，效果要远胜于给异教徒揭疮疤。他们承认圣经是信仰和生命的根源，亦传扬因信称义的真道。他们不过问政治，也不向政府求助。这些活动的基础和开展，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新约的教导和使徒时代的样式有异，但他们却能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自成一家，而且在某些重要的教义上，也与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张的，大不相同。
在公元五九六年，罗马教皇贵钩利一世（GREGORYI），差遣奥古士丁和四十位本尼狄派僧侣，前往根德（KENT），向英国的异教徒传教，成绩十分美满；但不久就和原来在该地旧有的传教团体发生冲突。教皇封立奥古士丁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全权统管全英国的主教，包括在该地原来的那一批，于是引起冲突；但这场冲突，因为加上了民族因素，更形复杂。不列颠人，凯尔特人（CELTS）和韦尔斯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罗马天主教会坚持该国境内只能容许罗马控制的系统存在，但不列颠派的教会，坚决反抗，到了十三世纪，这些份子才被吸收纳入罗拉德（LOLLARD）运动潮流中。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传教士，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也遭遇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当时由一位来自英国的本尼狄派教士波尼法修（BONIFACE）发起攻击，主张强迫所有在英国传教的教士们服从罗马教皇，并指出最低限度表面上也要做到这一点，否则要被除灭。他受了罗马的指派，又取得政府的协助，开始进行他的阴谋，但在主后七五五年他为法勒斯人（FRIESIANS）所杀害；他所发动的行动，慢慢消灭了早期的传教团体，结果却反而更坚固了不少接踵而来的改革运动。
约在主后八三O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四福音合编，书名叫海利晏（HELIAND），（意思就是“救主”），是一本押头韵的史诗作品，用古撒克逊文字写成，显然是出于欧洲大陆上不列颠派传教士的手笔。书中内容，是把福音书的记载，以一种为当地居民易于接受的文体写成。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对圣母马利亚和众圣徒的敬拜，也没有当时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其它特色。
在四世纪中叶，兴起了一位改革者；他所提倡的改革运动，在西班牙影响至大，且及于路西坦尼亚（LUSITANIA）（即今葡萄牙）和法国的阿奎坦尼亚（AQUITANIA），甚至波及罗马。
培利司里安（PRISCILLIAN），是个有钱有地位的西班牙人，他满腹经纶，能言善辩，成就非凡。他也像其它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般，无法接受旧社会的异教信仰，但亦未受基督教所吸引。他宁愿研读经典古籍，却雅不欲翻阅圣经，所以曾经尝试在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中，诸如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和摩尼教义等寻求心灵的慰藉。后来他结果归信了基督，受浸以后，开始过奉献给神的生活，远离世俗，热心钻研圣经，爱慕神的话语，过严谨克己的生活，务使己身成为更合乎圣灵内住的居所，与基督更紧密地联合。他虽然身为平信徒，却常常讲道，殷勤教导人，不久更成立聚会地方，经常聚会，教导信徒在行为上活出信仰的实际，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尤以知识分子为甚。后来他成为阿维勒（AVILA）的主教；但不久他遭受一部份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们的敌视，其中为首的是路西坦尼亚城的赫德修斯（HYDATIUS）。主后三八O年，在西泽奥古斯德（CAESARAUGUSTA）（即撒拉哥沙SARAGOSSA）举行的圣教会议中，控诉培利司里安奉行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等异端，但过程并不顺利，此次以无结果而告终。到了罗马皇帝马塞麦斯（MAXIMUS）的时候，他因谋杀了格拉齐安（GRATIAN）而纂位，极力拉拢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士们；因而到了三八四年，在勃迪加拉（BURDGALA）（即波尔多BORDEAUX）举行的圣教会议中，声名狼藉的益太古司（ITHACUS）主教，加入抨击、控告培利司里安和跟随他的人——（他们给人家起了个“培利司里安主义者”的名号）——指他们行法术和有伤风化的事，于是被控的人，给带去直里维斯（TREVES）（即直拉亚TRIER）受审，被教会定了罪名，交由地方政权执行处决（三八五年）。当时有几位著名的主教，如都尔TOURS的马丁和米兰的安波罗斯，群起极力抗议无效。培利司里安和其它六人被斩首示众，其中包括一位声誉出众的贵妇欧曹鲁思亚（EUCHROTIA），是一位已故著名诗人和演说家的遗孀。这是天主教会第一次公开迫害基督徒的事例，以后各地纷纷效尤。此事发生以后，马丁和安波罗斯拒绝与赫德修斯和其它有份参与迫害的主教们来往。到了马塞麦斯皇帝倒台以后，众人对这次迫害信徒的行动，都感到痛心疾首，而益太古司亦因此被免除了主教的职位。培利司里安和他的同工们的尸首，亦给运返西班牙安葬，且被奉为烈士。但无论如何，当时直里维斯圣教会议表示同意这事件的执行，等于是正式批准罗马教会迫害信徒。一百七十六年以后，伯勒格（BRAGA）会议更进一步肯定了天主教会处决这些所谓培利司里安主义者的事实，还指斥培利司里安和与他持定同样信仰的人奉行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异端，行为不当，作为史实记录在案，以后几百年相传下来，为一般人所公认。
虽然培利司里安著作颇丰，但一般人认为这些著作均已失传，因为当时天主教教会对烧毁他的作品，不遗余力。但在一八八六年，乔治雪比氏（GEORGSCHEPSS）在武殊堡（WURZGURG）大学的图书馆，发现了十一篇他的著作，“藏在一本珍贵的安色尔字体（UNCIAL）手稿内，……一直未被人发现。”这些作品都是用古拉丁文写成，是现存已知的最古老的拉丁文手稿。该份手稿共有十一篇短文，（其中部份残缺），头四篇详细记载当时他受审的经过，其它七篇就都是他本人的著述。从这些短文所见，相传下来有关培利司里安的评论，实在全不正确。他的为人事实上十分敬虔，教训亦无懈可击。他热心致力改革，而和他一起聚会的人，都是真诚忠心跟随基督的信徒。当时天主教会把他们或杀害，或放逐、或将他们的家业充公，还嫌不足，竟仍要不断诋毁中伤他们，使他们遗臭万年。
培利司里安的写作手法活泼生动，报导详尽，经常引用圣经支持他的论调，无疑地他熟念新旧约圣经，但他并不反对基督徒阅读其它经卷记载，因此有人诋毁他，指他把伪经也纳入圣经的正典内，其实他并没有这样作。他为自己和同工们辩护，解释为何在查经聚会中，平信徒和妇女们都可以参与交通分享；他也解释为何要反对与玩世不恭和恋慕世界的人一同守主的晚餐。对他来说，教会中一些对神学问题的争论，意义不大。他本人深识神的恩赐，用活泼的信心接受下来，所以从不辩论有关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他认为只要认识在基督里可以藉圣灵得着那位唯一的真神，那就够了。他教导人说：救赎的目的，是叫我们归回转向神，因此人必须极力远离世界，否则与神的交通就会受阻；不错，教会负责向人宣扬忏悔之道，给人施浸，传讲神的话语和命令，但是信徒本身，每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自己相信并接受。假如信徒和基督的交通断绝，信徒本人必须悔改，才能恢愎与主的交通。他指出：没有任何人是预定承受某种特殊的恩赐，每一位平信徒都可以接受圣灵，与圣品人所接受的无异。他评论摩尼教派的谬误；他那些根据圣经写出来的著作，亦与摩尼教谬论大相径庭。他又认为禁欲本身并不重要，只不过为了人可以与神及基督完全联合，人的肉身就必须接受节制，因为身体是圣灵内住的居所；如此，人才能在基督里享受安息，经历圣灵的大爱和引领，这实在是永不朽坏的无比福气。神已经把自己彰显出来，信祂的，必须是出自个人 信心的行动，包括把他自己整个生命和一切，都投靠在神里面；有了信心，好的行为就随之而来，因为信徒接受了新的生命以后，在他里面就有了行善的德性。圣经不仅是历史性的真理，同时也是得恩惠的途径。人的灵以圣经为食粮，所以人能从其中发掘出所蕴藏的启示、教导和对日常生活的指引。人要明白圣经中的比喻含意，无须先受任何技术训练，只要凭信心就成。旧约圣经指着弥赛亚所写的话，和新约圣经一切历史记载，都不是为了人的知识而写的，而是指出所有圣徒，（不是单指一部份圣徒），都必须全然成圣。
就是因为以上的教训，就引起了与罗马大主教会的冲突，尤其是在当时天主教教会里为首的正是那诡计多端、好弄权术的赫德修斯主教。那些教士们，认为平信徒所活出的圣洁生活，会构成对他们本身特殊地位的威胁；他们自称是“使徒的传人”，享有祭司职份的特权；而培利司里安极力主张信徒要圣洁，藉圣灵与神相交，不断叫生命更新；这种教训，会使教士们的特权地位大受动摇，而他们和平信徒间的分野就会消失，对他们本身大为不利，尤其是在圣礼的魔力被攻破以后，代之而兴的是因信而活活泼泼地得着救恩这事实。
这两批人中间的分裂，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基本上大家对教会的见解截然不同。问题已不仅限于要压制不同见解的聚会，或反对一种脱离罗马天主教而独立的教士体系，而是主要的症结在于彼此在原则上的完全分歧。赫德修斯主教的政策，重在加强代表罗马教廷的大主教区的权力，目的在促成以罗马为中心的组织系统；但当时西班牙教会，并不欢迎这种组织制度，有部份名声不大的主教们，更极力反对，培利司里安那批人的主张，在原则上正好与这种以罗马为中心的制度背道而驰；他们专心研读圣经，在凡事上完全信赖圣经的指引，因此他们所致力的，是个别教会的独立；他们就是依照这原则去实行的。
培利司里安和他的同工们受害以后，追随他的信念的那些人的小圈子，迅速扩大，信徒日益加添。可是基督徒受迫害的事件迭起，都尔的马丁主教虽然协助抑制了这些迫害，但逼迫并不因此终止，反而变本加厉。一直在二百年以后，持守培利司里安教导的聚会，才逐渐星散。―― 博饶本《走天路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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