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运动时期
（主后1517年 ～ 1648年）
【改教运动的基本观念】改教领袖们所强调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改教领袖们主张回到使徒教会形态。他们深信使徒教会才是教会当有的形式与属灵光景。初期教父们如耶柔米、居普良、俄利根、亚他那修的著作，重新出版，给改教者们很大帮助；奥古斯丁的著作，尤受偏爱。从这些圣徒们的著作中，他们认识了早期教会的单纯，和他们当日充满繁复仪式的教会，截然不同。因此，改教领袖们致力于减少教会的仪式、习俗及传统，而强调传扬“真道”及“因信得救”的福音。
（二）他们也强调“信徒皆祭司”的看法。意思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人得救不是借着教会，只因信基督便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罗马天主教以祭司称呼圣职人员，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站在神和人中间，代替人说话。改教者则着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与神面对面交通，不需经过教会所扮演的“中保”的角色。
（三）改教领袖们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不是“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这种观念早于一百年前胡司时代就已提出。他们把教会看成一个有机体（Organism），信徒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中彼此相属；他们绝不认为教会是由圣品人员组成的“机构”（Organization）。在行政的功用上，改教者也承认教会“组织”是必要的，只是在救恩的获得上，却不需要经过这个组织。
（四）改教领袖们强调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早在改教运动以前，已经有许多教会领袖主张将圣经分给一般信徒。威克里夫将大部分“武加大”译成英文；丁道尔（Tyndale）也翻译了圣经。但罗马天主教严禁非官方的翻译，以致丁道尔付出生命的代价，被火焚而死。路德翻译了全本圣经；慈运理（Zwingli）将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手抄下来；赖非甫尔（Lefevre）将新约译成法文，加尔文（Calvin）也翻译了圣经。每一项改教是否被接受，全看这原则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和印证。因此，圣经成为当日的试金石；圣经的研究和精读，也成为一切宗教教育的基础。
【改教运动的开端】改教运动肇端于马丁路德之张贴九十五条款，时为主后1517年10月31日。所谓九十五条款，乃是路德对当时罗马天主教贩卖赎罪券的看法。路德此举并不代表改教运动，这只是带进改教运动一连串活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而已。
路德将九十五条款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的那一天，正是万圣节。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惯例，要将教堂的神圣遗物展列出来，给来自远近各地的人观赏，并藉此获得捐款。这些来宾很自然地看到教堂大门上张贴的大纸。他们驻足而读，回家后，报告给邻里街坊的人；这些人又传给别人，于是这件新闻像野火般地传开了。
当时印刷术刚发明不久，这九十五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立刻被译成各种文字并付印，以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传送到西欧各国。不到两个礼拜，全德国都知道了路德的九十五条。四个礼拜后，全西欧的人都读到了。它所带来实时而巨大的影响是：几乎停止了赎罪券的出售。
【九十五条款的真正意义】路德的九十五条并未攻击赎罪券本身，他所攻击的是销售赎罪券时所引起的弊端和恶习。对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议，然而路德的抗议所引发的冲击，远超过前人所作的。路德靠着圣灵的引导，提出对赎罪券的质问，他的手指，大胆地指向罗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点上。
教会和它的首脑人物──教皇，因赎罪券的售卖，可以获致大笔进项。尤有甚者，这时期，整个教会系统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把圣礼和圣职人员抬举到最重要的地位上。罗马天主教规定，只有神父可以主持圣礼；若没有告解礼、宣赦及赎罪券，就没有救恩。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全操在神父手中。因此，教会对信徒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控制力量。
九十五条所表达的意义，有将信徒自神父手中释放出来的意向。这一下，罗马天主教会不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实上，路德所摇动的正是当日罗马天主教会的根基。
【九十五条款所引起的抗争】（一）路德被传到罗马：路德所做的事，正好打击到教皇的两个要害：他的权威和他的钱包。当教皇发现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无法制服路德时，他决定自己处理。主后1518年7月，他发出了传票，将路德传到罗马，到他本人面前。路德假如真的去罗马，必定是死路一条。幸好，路德有一位忠实而有大权的朋友──选侯腓勒德力，腓勒德力尽他最大的影响力，要罗马取消对路德的传票。当时教皇盼望腓勒德力能成为皇帝，因为他比其它两位选侯容易操纵。为此，教皇听了腓勒德力的话，取消了对路德的传票。
（二）迦耶坦无法对付路德：这时，教皇的代表迦耶坦（Cajetan）正在德国奥斯堡参加国会。教皇写信给迦耶坦，特别授权给他，命令路德到奥斯堡。对路德而言，前往奥斯堡是非常冒险的事。还好他的王族朋友帮助获得老皇帝发给安全保证。主后1518年10月，路德和迦耶坦在奥斯堡见面三次。他们的讨论，好几度进入火爆情况。最后，路德经他朋友的劝告，在夜间秘密地离开了奥斯堡。
（三）米尔提次较有成就：教皇的下一步，就是派一位特使，前往德国捉拿路德。教皇所派的特使就是米尔提次（Mititz）。他和路德有一次私人会晤。这次晤谈的结果，路德答应只要他的敌手不开口，他就不再讲赎罪券的事；同时也答应给教皇写一封表示屈服的信。
（四）厄克向路德提出挑战：路德和他的反对者双方所保持的缄默，没能维持多久。厄克（Eck）写了一本反驳路德九十五条的小册。路德在威登堡大学的一位同事迦勒斯大教授（Carlestadt），挺身而出，写了一套反对厄克的论文。而厄克又写了一些驳回迦勒斯大的论文。在驳文中，他对教皇至高权柄提出极端的看法，引起了路德的反驳。厄克对此无法容忍，于是向路德提出挑战，要和他辩论教皇的至高权柄。
（五）来比锡之辩：主后1519年7月，厄克与路德在来比锡会面。以学识和辩才而言，这次辩论差不多棋逢对手；但厄克用巧计对付路德，使他在众人面前宣称：康士坦丁会议对胡司的某些教导作了不公正的定罪。这使得路德在众人面前，显出他是和一位被教会正式指责为异端的人站在一边。经过这次辩论之后，所有的人都看清，要使路德与罗马天主教会再度和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六）革除教籍：来比锡之辩以后，厄克立刻赴罗马，要求教皇利奥发出革除路德教籍的诏谕。而路德也于主后1520年5月，出版了一本小册，题名为《论善行》。书中，他很实际地将“义人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一本小册，给举世带来了远大的影响。终于在主后1520年6月，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之诏谕。在诏谕中呼吁所有人焚毁路德的著作，并要路德及他的跟从者于六十天内公开撤销看法，否则，他们都将以异端定罪。
（七）路德的对抗：对于教皇的诏谕，路德出版了一份单张题名为《驳敌基督可咒之教谕》以示对抗。又于主后1520年下半年，出版了三份论著，这三份著作，被称为“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第一份名叫《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文中呼吁他们远离罗马所助长的恶习；第二份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在此文中，路德揭露教会必须经由神父及圣礼才能得救的错谬；第三份叫《论基督徒的自由》，内容包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各层面。
（八）皇帝传唤路德：在来比锡辩论会期间，西班牙王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利奥虽用尽权柄要使路德屈服，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好请求皇帝查理五世设法将路德屈服，不然就将他置于火刑。于是皇帝下诏，传唤路德，出席第二年在沃木斯（Worms）召开的国会。
（九）沃木斯国会：主后1521年4月2日，在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下，路德存着必死的心首途前往沃木斯。一路上，群众夹道而立，瞻仰这一位敢于为德国人民站出来反对教皇，且为着他的信仰坚毅地面向死亡而行的人。四月十七日，路德在国会简短地出现，他被质问说：“这些书是你写的吗？你要收回这些书，还是继续维护？”路德以肯定的口气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恳求皇帝开恩给他时间思考，使他的答案不至伤害到神的话，也不使自己的生命处于险境。国会议员们经过一段磋商，然后宣布皇帝批准路德的请求，只是他必须在廿四小时内提出他的答案。于是，国会暂时休会。
（十）避难于瓦特堡：第二天，四月十八日，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当被问到“要不要撤销所出的书？”他回答说：“对我而言，决不可能撤销，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我的良心持守神的话，昧良心的行为既不诚实，也不安全。我站在此，神啊，帮助我，我无其它选择！”
路德因受到德国贵族们的保护，未被加害，沃木斯会议也在没有协议的情形下结束。其后路德被命令离开沃木斯回到威登堡，不准他再讲道。教皇派的人计划，等到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失效后，就将路德逮捕，以异端罪名处死。几天后，路德在他的朋友们的协助下，突然失踪。最后被带到瓦特堡（Wartburg Castle）──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他在那里藏匿了十个月，免于受到风暴的搅扰，而将全部时光用于写作。
【压制路德主义受到拖延】（一）皇帝忙于与法王开战：皇帝查理五世，于一五二一年的沃木斯大会结束后，很快便忙于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开战，断断续续，一共有八年之久。而且，由于土耳其人声势汹汹，驰骋在巴尔干一带，企图推翻这个帝国，致使皇帝身边一些反对路德的人，无暇向路德下手。更有趣的，是教皇自己的政治阴谋，也阻延了查理五世去压制路德派，因为教皇恐怕查理手中的权力太大了。
（二）路德大量著述：虽然路德住在瓦特堡，并没有受敌人的骚扰，但辗转病榻，患了抑郁、失眠及其它多种病症。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剧烈的智力劳动上去，十个月内，他写了十二本书，并且将整本新约圣经由希腊文翻译成德文。路德这本新约译文，以通俗德文译成，文字刚健，令圣经对德国人民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新译本亦有助现代德语的形成。日后，他又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德文。
（三）由别人推动路德主义：正当路德在瓦特堡的时候，他的两位威登堡同事，承担了改革的领导工作。二十五岁的墨兰顿（Melanchthon），是研究古典作品的天才，他所写的《教义要点》，订定了圣经的基本观念及教义，实际成了新运动的第一本系统神学著作。对于墨兰顿本人，路德说：“我粗野、狂暴、激烈，合起来就变成好战；但墨兰顿先生却温文尔雅，以喜乐来灌溉和耕耘。”
另一位路德的同事也在此时踏上前线。他就是激进的迦勒斯大（Carlstadt）教授。他企图将路德的改革转为一个激烈的革命。他倡导废除告解和神父装束，以及教士的独身制度。他在弥撒中以德文代替拉丁文，将酒与饼分给一般信徒，并反对使用偶像与图画。由于他的影响，反对弥撒的骚乱发生了，损毁教会的艺术品以及财物。
（四）路德出面打击激烈派：威登堡的城市会议，对迦勒斯大及其它激进的行动都深感震惊，于是邀请路德回来再领导改革。路德遂冒着生命的危险复出，亲自出来打击激烈派，在威登堡公开作改革运动的领袖。从此以后，路德就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改革家；就是说，他保留了罗马天主教中他认为并不是圣经所特别禁止的一些遗传，例如：婴孩受水礼，教士袍，蜡烛等，因此一些天主教的特征，也出现在路德派里。
（五）农民革命：一五二五年，路德结婚，同年，也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叛变。一直以来，有几个世纪之久，中古的欧陆农民对剥削他们的贵族不满，经常有反抗和叛乱之事。而宗教改革时威登堡的教会会众大多是农民，所以不久，农民们发觉，他们的民族英雄路德，已替他们的要求提供了神学的基础。他们开始借用“自由”与“信心”等字句，不是运用在神学命题上，而是应用到社会问题上。他们出版了《十二条款》，声称：如果人民有自由选择作基督徒，也有自由不被劳役。他们要求取消各种苛捐杂税。结果引起流血暴乱。
路德最初对农民的要求表示同情，后对农民的抢掠与屠杀极感震惊，竟发表文章赞成对暴乱的农民处死。在这场暴乱与报复中，估计至少有十万农民被杀。路德也因此对一般老百姓失去信心，以后就寄希望于贵族去作改革运动了。
（六）路德派的新危机：到了一五二九年，皇帝查理击败法王，又将土耳其人逐离维也纳，遂召开斯拜尔（Speyer）会议，通过一个谕令，要完全根绝路德派的改革运动，把路德化的区域，重新天主教化。路德派的人对此提出抗议，就是因为这次抗议，所谓“抗议者”（Protestant）一词便产生了，此名后来又译作“抗罗宗”或“复原派”。本来这名最初是指路德宗派，后来却泛指所有于十六世纪与罗马天主教决裂的教会团体。斯拜尔会议，限定路德派在一年内回答上述的谕令。
（七）奥斯堡会议：翌年，即一五三零年，召开奥斯堡（Augsburg）会议。那时，路德因已被帝国摈出教门，当然不能出席奥斯堡会议，只好委由墨兰顿辩护。事先，他们准备了一份“信经”，在会中当众宣读。后来各处的信义宗（路德派）大半都承认这“信经”为公共的“信经”，这也是团结全信义宗的一个工具。但是奥斯堡会议却不予采纳，并限令路德派在一年之内放弃他们的“异端”，否则就要叫他们尝尝剑锋的滋味。为这缘故，拥护路德主义的邦国在一五三一年组织了军事同盟，称为“施马加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而拥护天主教的邦国也联合起来，准备军事行动，但因皇帝查理五世犹豫不决，故再次成为僵局。
（八）路德之死：抗罗宗与罗马天主教徒相持不下所造成的休战状态，在一五四六年二月仍在难分难解之际，路德死了。路德死前，尚竭力排解两位彼此不和的公爵。事后，路德在回到威登堡途中，忽得一病，就死在故乡埃斯勒本。临终时说：“父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信实的神啊，求你救赎我。”旁边的人问他说：“你仍坚心信靠基督和你所传的道么？”路德说：“是！”言讫气绝而死。路德之死，对于路德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后继有人，高举火炬的名士遍布欧陆各国和英格兰。
【路德主义的广传】在一五四零年之前，德国的北部大多数已正式采纳路德主义了。在一些边境的邦国如波希米亚和波兰等国中，路德主义声势极盛。匈牙利在改革初期，即已采纳。丹麦于一五三六年，也采纳了改革运动的主张。瑞典于一五二七年，采纳路德主义。至于在苏黎世的慈运理，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在大陆各处的激烈派和重浸派，和在英格兰的亨利八世，虽与路德主义稍有差异，但亦属改革运动。
【施马加登之战与奥斯堡和约】教皇保罗三世于一五四六年发动十字军，向路德派的国君进攻，因此爆发了施马加登之战。路德派惨败，但因查理五世与教皇彼此猜忌，阻止了路德派的立刻毁灭。一五五二年战事再起，路德派在数个月内便收复了一切失土。
一五五五年，争战双方签订奥斯堡和约，承认路德派有权在帝国境内留存。如此，新旧两派遂能和平共存。
【瑞士改教和慈运理】（一）慈运理：主后一四八四年，著名的改教运动领袖慈运理（Ulrich Zwingli）生在瑞士。慈氏的一生和路德完全不同。他从未在修道院中过修道士生活。他也不像路德，心灵经历深处的罪恶感。他不了解路德寻求得救的属灵挣扎。
路德出自于中世纪黑暗时代，接受经院派神学教育，读过许多教父著作及中世纪教会色彩的作品；慈氏则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受教，研读的是早期希腊、罗马的著作。
慈氏最先受伊拉斯姆很深的影响。他详尽研读全部新约及教父著作；他和伊拉斯姆的看法一样，无意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只希望藉教育慢慢改善教会。最初，他个人的某些改教看法与路德无关，但后来他完全被路德影响，以致越来越远离伊拉斯姆的看法。
一五零六年，他作了牧师，常常研究圣经，兼任军中的牧师，有时随营到外国。后来看见在外国当兵的瑞士人，品行恶劣，有害于瑞士，感触良深。
（二）慈运理改革瑞士教会：一五一七年，他宣告“圣经乃基督教独一的根基”。基于此立场，慈运理比路德更跨前一步；路德还容忍那些圣经没有特别禁止的事，而慈运理只相信并顺从圣经明言的教训和礼仪。此外，慈运理很注重在日常生活中顺服神的命令，视此为“因信称义”的结果，也是“因信称义”之外当加上之事。
一五一九年，慈氏充当苏黎世总会的牧师，他开始有系统地传讲马太福音，这项激进的新作风被视为瑞士改教运动之始。一位听见慈运理解经的人见证道：“当他听见被淹没了千年之久的神之道时，彷佛有人抓住他的头发拖着走一般。”
苏黎世教堂中的图像被搬走；弥撒被废止；祭坛、圣人遗物及宗教游行都弃绝不行；教会的行政管理、穷人的照应工作交给市政府来办理；学校制度也改善了。
从苏黎世开始，改教运动蔓延到好几个瑞士的县郡。
（三）慈运理与路德的不同：慈运理改教的目的，虽大致和路德相同，但下列数点与路德相异：
（1）慈氏改教，不但要改罗马天主教根本上的弊病，也很注重改正所遗留的形式：他更改礼拜的规条，不准用诗歌、风琴、圣桌等等。
（2）他依赖政府的权势改教。
（3）他最注重信徒得圣灵的感化，就可成为圣洁；但路德所注重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与神有父子之交通。
（4）他说圣餐是记念耶稣为世人赎罪的一项仪式，饼和杯是基督身体与血的象征；但路德主张说，圣餐的饼乃基督身体之确实临在，而非只是一个象征。
一五二九年，慈氏和路德讨论道理，两相背驰。路德说：“你我不是同受一个圣灵的感化。”
有一段时期，慈运理的影响力远及瑞士各地及德国南部。但他于主后一五三一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以致该区复原教信徒渐渐倾向加尔文。
【重洗派】在改教期间，有一班热诚的基督徒研读圣经，相信只有那些悔罪信福音者方能受洗，这班人被讥为“重洗派”──这名词是一种谑称。他们所有的人在婴孩时期已受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合圣经的，因此等于没有受洗。罗马天主教和抗议宗新教徒都反对他们，认为他们等于是重新受洗──故称重洗派。当然重洗派的人认为根据基督的教训，他们根本未曾受过洗，基于这个理由，他们强烈抗议所加给他们的名称。
路德和慈运理把人引向圣经。尤其是慈运理鼓励人组织家庭读经小组，结果是其中一些拥护新教的人发现了“进一步的亮光”，觉得改教所作的仍然不够。这些追求者发现的真理之一是，只有个别悔改承认信仰的人才能受洗，而婴孩根本不知悔改为何事，当然无法受洗，即使受洗也毫无意义，只有确定自己重生的人才能接受洗礼。“当甘蓝菜还在泥土中时，洗它是毫无意义的事。”此教义含意深远，接受此教训意味着只有这样受洗的信徒才是教会的真实份子。
重洗派开头时还采用点水礼，这是依照当时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亮光。后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浸礼才是合乎圣经，就采用了浸礼。
一五二七年二月，重洗派在迈可沙特勒（Michael Sattler）的领导之下，明确地发表了信仰告白，表示根据新约圣经，只有信徒才能受浸，也只有受浸的人才能组成教会，而每个教会是独立自治的，当然与其它教会有交通。结果不到一个月，沙特勒被焚，他的太太则被淹死。
路德原先对重洗派采取宽大的态度，但一五三一年他赞同“刀剑政策”，把重洗派视为“亵渎神的、极具煽动性”的人。墨兰顿也同意此决定，而素来与他们有歧见的慈运理，也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同心合意，认为这是对待重洗派的最合适之道。无怪乎许多重洗派信徒认为，一五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慈运理战死沙场，乃神的审判临到他，因为他竟如此对待同作基督肢体的人。慈运理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约翰加尔文】（一）加尔文的早年：第三位著名的改教运动领袖是加尔文（John Calvin），他于主后一五零九年生在法国一个富豪的人家。十三岁时，即被送往巴黎大学读书。他的天分很高，但读书的时候很能安分克己，从不违犯校规。有人说：加氏读书一周，就用一天温习一周的功课；读书一年，就用一个月温习那一年的功课。他求学的恒心，由此可以表明出来。
加氏说：“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决定要我学习神学。后来看见研究法律的，在各处所得的利益大些，他的计划因这盼望忽然改变了。因此我也不得不舍弃我的哲学来学习法律。我虽服从了我父的意见，想在法律上用功，只是神有不可思议的预备，引导我往别的方向走。最初我居在那倡异端的教皇势力之下，好似掉在无底坑里，不容易被拖出来。虽我年龄极轻，性情极硬，然而神忽然使我悔改，屈服我心，使变为温柔。”
一五三一年，加氏的父亲一死，他就顺着自己的意思，研究神学。他悔改之后，立定志向，凡事要顺从神的旨意，又觉得神要他做一个专门神学家。
（二）成为改教领袖与作家：加尔文在青年时代游学时，结交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巴黎大学校长柯布。主后一五三三年，柯布发表了一篇万圣节演讲。演讲内容充满伊拉斯姆及路德的观点。由于谣传该讲稿曾经过加尔文的指导，以致他们俩人都必须逃命。趁着朋友们在前面与地方长官交谈之际，加尔文赶紧从后窗潜逃。
接下来，是一年的漂泊。加氏从一城逃到另一城，而且必须经常化名。每到一处，就在秘密的地方教授一小群人。
主后一五三五年，加氏的亡命生涯总算在瑞士巴塞尔得到一段喘息的日子。这期间，他把全本圣经真理作有系统的整理。于主后一五三六年春出版了他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这本书被誉为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伟大著作，不只在改教时期，直到今日仍是如此。在写这本巨着时，加尔文才廿六岁。
《基督教原理》原先只是一本小册子，把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作个摘要，以便让人明白最近在法国活活被烧死的许多忠心圣徒所持定的信仰。（以后加尔文逐渐增大其篇幅，使它成为最详尽的基督教教义论述之一。）由于此书流传至全欧改教者手中，使这位年轻人成为新教义的领导人物。
（三）日内瓦结识法惹勒：《基督教原理》出版以后，加氏决定到德国西南的司特拉斯堡（Strassburg）过平静的学者生活。但因战火阻挠，只得绕道而行，经过瑞士日内瓦，原计划只在那里停留一夜。但日内瓦改教运动的领袖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一得知基督教原理的作者来到，就赶去旅馆找他。法惹勒比加尔文年长二十岁，身材短小，个性强烈，两眼炯炯发光，留着红胡须，无怪乎被称为“改教运动的以利亚”。
加尔文亲自描述了那个重要夜晚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法惹勒为着福音的推展心中极其火热，竭尽所能地挽留我。当他发现我定意闭门读书，远离其它工作时，既然恳请无效，就开始求神咒诅我的退修，打破我读书的平静──如果在需要是如此急迫的情况里，我还要退修且拒绝给予帮助的话。我被这样的祈求吓着了，遂停止前行的计划。”
法惹勒和加尔文很快就完成了日内瓦的改教运动，罗马天主教被逐出该城，是年（即主后一五三六年）五月一日人民投票表决，接纳新教统治该城，以福音为生活准则。
（四）在日内瓦的伟大事工：有个意大利的贵人到日内瓦，曾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参见改革的教会很多，从没有见过像日内瓦这样好的。每逢礼拜四日，牧师和十二个长老，聚会一次。凡被人控告，言语、行为，对于神和基督教的‘信经’失敬的那种信徒，一律都召来加以斥责；他们本着圣经、用仁爱、温柔的话，劝人归依真理。平时这城里很有趣味的景况，就是每天下午有人讲道。当摇铃的时候，家里铺户都关上门，街上的朋友或行人，都停止谈论他们的事业，分途到邻近的礼拜堂；由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里面写着大卫的诗篇和诗篇的唱谱。他们的圣餐每年共有四次。举行圣餐时，牧师应有的手续，就是在发圣餐的礼拜日前一礼拜，划分全城为几部分，并跟董事部的长老从这家到那家，逐一地问信徒论这圣礼的重要，彷佛父亲教导儿子一样。又劝那没有预备好的人不领此礼。凡良心有畏惧的，就再三的安慰他，使他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是何等的慈悲。大小礼拜堂内，将一切的异端和拜偶像的记号除去，只剩讲台、座椅，专以洁净为要。昔日的修道士的住宅改作学校。学生所学的，除读书、习字外，也学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尤以虔敬的行为，是学生特别学的。”
（五）加尔文与路德的异同：加尔文与路德在“预定论”的看法上一致。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
在崇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歌本，只是路德着重圣歌，而加尔文偏重诗篇。
在教会行政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治。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
他们二人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为了达到这目的，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
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也讲道；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因此，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Catechism）。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理都不同。加尔文与慈运理都否认路德“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的看法；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理“圣餐仅为纪念仪式”的看法；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了基督，不是属体的（bodily），乃是属灵的（spiritually）。”
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道理。对路德而言，“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对加尔文而言，“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加尔文认为教会是一切尚存与已逝的蒙拣选者之总和，环绕这蒙拣选者的外围，建立着有形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人类的一切关系而施行神的计划。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廿二14），外表的教会，当然要包括许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或未蒙拣选的人。
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
（六）加尔文之死：从一五四一年九月至一五六四五月，加尔文在此二十三年之中，殷勤工作，未稍间断。在这个非常活动的时期中，有三个连续的阶段，可分如下：（1）五年和平准备，一五四一年至一五四六年；（2）九年可怕的冲突，一五四六年至一五五五年；（3）九年丰收的成果，一五五五年至一五六四年。加尔文改教的影响甚大。当他在日内瓦的时候，有好些人亲到他面前，仿学他的规矩；他自己也用信函指导许多地方的教会。因此他的道理越传越广。英、荷、法、苏格兰诸国，都有人受了他的感化。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加尔文鞠躬尽瘁而死，享年五十五岁。他的标志是“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他的座右铭是：“主啊，我心为你而献，敏捷而至诚地！”加尔文的一生，就是遵照这座右铭而活。
【加尔文主义的传播】（一）在法国的改教运动：早在主后一五三六年之前，法国的改教运动已因路德等人的著作赢得无数的跟从者；但唯有等到加尔文在一五三六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定居日内瓦，开始以法文依照法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改教运动的理想之后，这运动才发挥效力。加尔文比前人更会表达思想，他同时提供了确定的组织体系、清楚的教义内容、崇拜方式及教会管理制度。
加尔文天生是个领袖。他写完书之后，紧接着写了不少信；他与法国复原派信徒频繁的书信来往，他极其用心，以技巧的文笔，把他的观念坚定地灌输在跟从者的心中。
没有多久，在巴黎就有了组织完善的教会；为了避免受逼迫，信徒们秘密地在私宅中举行小组聚会。到主后一五五九年，法国全地出现了无数复原派教会。据可靠统计，当时将近六分之一的法国人是复原派信徒，甚至一些重要人物也加入了改教运动。
主后一五五九年五月，法国复原派教会在巴黎召开一次大会，议决采用“加利亚信经”（Gallic Confession）为信仰内容。
这次大会也将法国的复原教会依全国性规模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加尔文再一次提供了组织的模板：全国被分成几个区，在特订的时间内，每个区内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聚在一起开会；全国性大会，则由全国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出席。
过去法国的复原派信徒有时被称为路德派，有时被称为加尔文派，直到此时，才正式被称为历史上的名称“预格诺派”（Huguenots）。
（二）在荷兰的改教运动：主后一五三六年，当《基督教原理》一出版，法国几乎立时有了转变；但荷兰却延迟到一五五零年，才开始感受到加尔文卓越思想的冲击，而这思想立刻赢得胜利，使路德派、慈运理派、重洗派都退到后面。以前荷兰的学生们到威登堡去就读路德的大学；现在，他们前往日内瓦就学。渐渐地，这些跟从慈运理及加尔文的复原派信徒被称为改革派（Reformed）；他们与路德在圣餐的看法不同，同时认为他们将改教运动带到更高的境界。所有持改革派信仰的复原教徒都极爱、也极尊敬路德，因他勇敢地开始这项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奋斗，但他们仍以加尔文为属灵父亲，而非路德。
在这期间，荷兰国王查理五世一直在逼迫复原教信徒。由于逼迫激烈，在荷兰境内无法安全开会，他们只得离开自己的国家，于主后一五七一年，前往东弗立斯兰靠进德国边界的安姆丹城（Emden），在那里举行宗教会议，在会中采用日内瓦方式制订了教会制度。
借着信条、诗篇集及教会制度的采纳，完成了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大部分组织，并把教会稳固地建立起来。
（三）在苏格兰的改教运动：像在法国和荷兰一样，加尔文在苏格兰的影响也渐渐超过了路德。这段从路德主义转向加尔文主义的过程，是借着魏沙特（George Wishart）的影响而来，然而诺克斯（John Knox）却成为苏格兰伟大的改教者。魏沙特于主后一五四六年被绑在柱烧死时，诺克斯曾欲保护他；他后来被捕，在狱牢住了十九个月，并被驱逐往欧洲大陆；在那里，他完全确切相信加尔文主义。
主后一五五九年，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后，改教运动就全面展开。诺克斯的讲道非常有能力，他的风格是直接、活泼、简明。诺克斯的讲道就像把火种投进弹药库中，每次他讲完道就必爆发捣毁偶像行动。
主后一五六零年，苏格兰国会宣布改变宗教；以复原教取代罗马天主教而为国教；并采纳大部分由诺克斯所写的加尔文派信条；教皇权柄及所有天主教高级职员的管辖权一概取消，并禁止举行弥撒。一五六一年，公布了“教会管理法规第一集”（First Book of Discipline）。这本法规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行的教会制度应用到苏格兰全国。在每个教会中，由一位牧师及数字从会友中选出的长老组成“集会”（presbyteries），这就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开端。
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是个顽强的天主教徒，又美貌、又能干，在位前三年时间内，她曾为罗马天主教光复相当多失土，但后来她犯了许多错误，才挽回了改教运动的命运。她的不智之举及不道德行为，不但使苏格兰陷入混乱，也使罗马天主教失去声望，以致百姓和领袖们都倾向复原教。到主后一五七零年，苏格兰长老教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
两年后，诺克斯死于十一月廿四日。
【英国（安立甘）教会的改革】（一）丁道尔翻译圣经：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先后受到伊拉斯姆、路德、慈运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定意要把圣经放在每一个人手中。丁道尔的译本于主后1525年在德国出版，是直接由希腊文译成英文的精彩译本。在往后十年中，又出了七版。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丁道尔都在强烈反对和恐怖逼迫的威胁之下。最后，他的敌人将他捉到，丁道尔终于在主后1536年6月于布鲁塞尔附近殉道。他在死前最后的祷告，是求神开英王的眼睛。翌年，他的祷告就得蒙答应。英王亨利八世准许科威对勒（Miles Covedale）的英文译本在英国出版，使圣经在英国有广大的流通。百姓阅读圣经英译本的结果，使英国改教运动的种子得以播入人心。
（二）亨利八世作英国国教的元首：英国的改教运动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方面，在英国没有一位突出的、伟大的领袖，诸如路德、慈运理、加尔文、诺克斯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国教会的改革，不是经由教会职员推动，而是借着一位国王。
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因教皇拖延不批准他与皇后的离婚，就推动国会于主后1534年通过一项法案，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这项改变，不是在教义上或崇拜仪式上，而是在教会的行政管理上，由国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为英国国教的至高元首。
（三）亨利增加改革项目：过不久，亨利开始在教义方面、崇拜仪式及某些信仰实践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关闭，圣徒遗物不再被视为神圣，也不再展览。在亨利八世治下，圣徒遗物的扫荡与毁坏，是对中世纪迷信的一次重大打击。直到亨利八世去世，英国还不是一个复原教国家。
（四）爱德华六世：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即位时年仅九岁，便由倾向改教运动的舅父索美塞德公爵（Duke of Somerset）摄政，是他促使英国的改教运动有相当大的进展。
主后1547年，国会通过法案，准许信徒在圣餐时，不但可以领受饼，也可以领受杯。次年年初，宣布所有图像都需从教堂中挪走。再过一年，又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祭司以及圣品人员结婚视为合法。
（五）血腥玛利治下的天主教复苏：爱德华于主后1553年因肺病去世，享年仅十六岁；他的姊姊玛利（Mary）即位，登上英王的宝座。
玛利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她使英国改教运动至少倒退了廿五年。所有国会在前王任内通过的法案，都被撤销。凡赞成改教运动的主教或低级圣职人员，都被革职。她又大肆逼迫复原教徒，据估计，在她统治期间，英国各地至少约有三百人被火烧死。许多改教领袖逃到欧洲大陆；克蓝麦（Thomas Cranmer）是爱德华时代《公祷书》与《四十二信条》的主要起草人。主后1555年，他被革除教籍，被迫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并签署了一份否认复原教主义的宣言。但他在主后1556年3月21日接受死刑之前，把以前所有翻供与否认的事全部撤销，而以坚定的口气宣告他的复原教信仰，终于被火烧死。
（六）伊利沙伯时代的改教运动：玛利于主后1558年11月7日去世，由她妹妹伊利沙伯继位。当玛利在位时，伊利沙伯的生命一直在危险中，因为她受教于克蓝麦，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礼仪，心中却归属复原教。登基以后，她终于使英国改教运动获胜，再度摒除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柄。天主教徒在英国，从此变成了少数人。
【英国清教徒的兴起】当血腥玛利逼迫时，许多复原教徒逃到日内瓦归附了加尔文。后来伊利沙伯登位，这批信徒便怀着满腔热情、带着加尔文观念回到英国。但当时的改教运动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是看到英国教会被澈底洁净；因此，这批人就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相信教会崇拜的要素，应该单以那些记载在圣经里的为限。这个原则当然会把罗马天主教许多以遗传为根据的实践废除，也在许多方面，把路德改教运动所保留下来的东西除掉，因为路德决定在崇拜中把许多遗传留下来，除非这些是圣经所明文禁止的。因此，清教徒立意推行一种更激烈的新教，他们坚决反对当日在教会中流行的牧师礼袍、跪着领圣餐方式、以及洗礼时划十字的记号；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天主教的旧酵”，必须扫除干净。
清教徒当中有些人，认为英国国教的行政型式与新约所载大不相同，因此，他们主张教会中应当由长老们负起教会惩治的工作，所以又称为“长老派清教徒主义”（Presbyterian Puritanism）。他们又认为，牧师任职必须得地方教会的同意，且认为所谓“监督、长老和牧师”所有的职份，应当居于平等的地位。
【分离主义的发展】清教徒虽然都接受加尔文信仰，但后来分成两派：一派仍愿留在英国国教内，从内部加以改革；另一派则认为从内部改革教会，不但旷日持久，并且简直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要立刻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因此决定脱离英国国教，故这一派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或“不同意者”（Dissenters）。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后者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一个教会，因此，他们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或“独立派”（Independentists）。
当分离派清教徒，在官方教会之外，开始了许多的聚会时，伊利沙伯女王决意对付他们，有些清徒的传道人被处绞刑。伊利沙伯去世，主后1603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上台后，对清教徒的逼迫变本加厉。主后1620年，有一批清教徒搭乘“五月花”（Mayflower）号渡轮来到美国大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清教徒移民潮。第一批清教徒在他们的长老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带领下，来到新英格兰的普莱茅斯（Plymouth），在那里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这批分离派清教徒又叫“天路客”（Pilgrims）。
伊利沙伯死后四十年内，清教徒都在受压及逼迫之下。直到主后1640年的“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长老派清教徒才占大多数。但国王查理企图对国会加压，要求国会交出五名清教徒议员领袖，国会不从，因此使英国陷入内战。战争初期，国王这边占优势。幸国会军队在一位名叫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睿智领导下，终于克敌制胜。“克伦威尔军团”团员充满了宗教热忱，他们不起誓、不喝酒、唱着诗、迈向战场；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
【詹姆斯王御译圣经】主后1603年，詹姆斯一世接续伊利沙伯继承英国王位。清教徒在新王上任时，立刻联名上书请愿，提出各项要求。于是在国王面前举行了一次主教们与清教徒之间的会议。该会虽未通过清教徒的要求，却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版一本新的英译圣经。这项决议，带出了主后1611年所出版的英王御译圣经（King James Bible）。这本圣经，直到今天仍为说英语的信徒所通用。
【公理会和浸信会简介】第一个在英国传播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思想的人是布饶恩（Robert Browne）。他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本教导真基督徒生活言行的书》；书中阐释了公理会的原则。这套有关教会行政体系的原则，至今仍为公理会所使用。
简而言之，公理会主义所强调的是：每个教会独立自主；各教会选择自己的一位牧师、一位教师、数字长老及数字执事；教会间，彼此没有管辖权，却以弟兄相爱之情互相帮助；在需要时，各教会可以派代表在一起开会，案件可以在会中提出思考，并加讨论；会议的决定，各教会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采纳。
由于大逼迫临到，在英国斯克洛比（Scrooby）的公理会，于主后1609年迁到荷兰的莱登（Leydent）。这间在莱登的公理会，后来在新大陆教会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英国浸信会的创始人斯密特（John Smith）原为安立甘国教的牧师，他对圣经经过悉心研究以后，于主后1606年决意离开国立教会，参加分离运动。他和他的会友们逃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得着一个极深的信念，认定圣经是信仰与实践的唯一指引，而根据圣经，只有心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浸。后来，有一部分会友于主后1611～12年间，回到英国，在伦敦建立了第一间浸信会。
英国的浸信会后来分成“普遍浸信会”（General Baptists）和“特殊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s）两派。前者接受“普遍救赎”的教义，意即基督为全人类而死，不止是为少数人死而已；后者则接受“局部救赎”的教义，意即基督只为被拣选的人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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